天宫图在传记叙事中的功能：卡尔达诺及其后

一　铺陈舞台：吉罗拉莫·卡尔达诺的《我的一生》1. Setting the Stage: Girolamo Cardano’s De vita propria liber

原书 p.225“尽管——据我所闻——家人试过种种堕胎药而无效，我还是照常出生了，时在 1500 年 9 月 24 日，其时夜间第一小时已过半，却还不到三分之二”（Cardano 2002 [1653], 5）。十六世纪的星占家astrologer、医生、科学家、炼金术士兼赌徒吉罗拉莫·卡尔达诺（Girolamo Cardano, 1501–1576）¹，就用这样一个奇特的句子开启了他那部自传《我的一生》（De vita propria）的第二章。此书书名常被简译作“我的生平之书”，但 propria 一词里还有更多东西：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一生”、或者说“一份独属于他自己的一生”的故事，连同其中所有的乖僻与起落。关于自己出生时那些不祥的情形，卡尔达诺毫不讳言：

我已考虑到〔……〕二曜luminaries都正从角宫angle / angular house跌落，且都不与上升点ascendant构成入相位applying aspect，因为它们分别落在第六与第十二宫位house。它们本来也可能落在第八宫而处境相同，因为第八宫是下降的宫位，并非角宫；行星落于其中，毋宁说是正从角上跌落。凶星malefics虽不在角宫之内，火星却因彼此位置格格不入而向二曜各投下一道恶劣的影响，而且它与月亮成四分相square / quartile。

因此我本极容易就成了个怪物，幸而前一次合相conjunction的位置在处女座 29°，那里由水星主管。而这颗行星、月亮的位置与上升点的位置三者并不一致，也没有落进处女座的第二个十度区decan / decanate；照理我本该是个怪物，而且确实只差毫厘——我是被人从母亲腹中生生扯出来的。

原书 p.226我就这样出生了，或者不如说，是被人用暴力从母亲身上取出来的；我几乎已经死了。我头发乌黑而卷曲。人们把我放进温热的葡萄酒里洗浴，才把我救活；换了别的孩子，这一浴多半是要送命的。我母亲整整分娩了三天，而我居然活了下来。

再者，回到天宫图上来：由于太阳、两颗凶星以及金星和水星都落在人形星座human signs里，我并没有偏离人的形貌。由于木星在上升点上、金星主管全盘，我未曾残废，唯独生殖器例外，以致从二十一岁到三十一岁我都无法与女人同床，多少次我哀叹自己的命数，羡慕别的男人各有各的好运。虽说如前所述，金星主管着整张本命盘nativity、木星又居上升点，我的命数终究是不佳的：我生就一条结巴的舌头，禀性介于“冷”与“哈尔波克拉底”之间——用托勒密的分类来说——也就是说，天生带着一种强烈而本能的预言冲动。在这类事情上——换个更妥帖的说法，叫“先知”——以及在别的预知未来的门道上，我确曾几度灵验。

〔……〕我〔……〕本可以躲开若干后果，不至于带着托勒密所谓的“生辰”——如此可悲、如此背运的一份生辰——踏进此世：只可惜太阳本身正当落陷fall，落在第六宫而成果宫cadent之位，又远离自己的擢升exaltation之座。于是我只被赋予了某种机巧，心智则绝谈不上自由；说实话，我的每一个判断不是失之过苛，便是失之过冷。

一句话，我要说：我这个人，体力匮乏，朋友寥寥，家资微薄，仇敌众多——其中很大一部分我连名带脸都认不出来——没有常人的处世智慧，记性也不佳，倒是在预见事情上略强一些。然而尽管如此，我在世上的境遇——若论门第、若论我的那些上等人，本该算是卑微的——却不知何故，在这些人中间被看作体面而值得效法。（Cardano 2002 [1653], 5–7）

我之所以大段引用这段开篇，是因为它极能见出卡尔达诺自我描写的特有笔法。他于 1575 至 1576 年在罗马写下这部自传，却迟至 1643 年才付梓。连同本韦努托·切利尼那部著名的《自传》（Vita），卡尔达诺的《我的一生》通常被视为文艺复兴最重要的自传²。不过，切利尼勾勒自己那段冒险生涯时，重心落在事业的外部面向（见 Cervigni 1979; Goldberg 1974; Hösle 1975），卡尔达诺却把自传autobiography这一体裁改造成了对自身人格、性情与感受的深度剖析。用罗伊·帕斯卡尔的话说：“在切利尼与卡尔达诺身上，我们看到自传的两个极端：切利尼呈现自己，卡尔达诺分析自己”（Pascal 1960, 31）。卡尔达诺并不按年月顺序叙述生平，而是把叙述按一个个题目组织起来，如“我的健康”“习惯、恶习与过失”“德行与恒心”或“论我的仇敌与对手”。他还处理了“我的意志”与原书 p.227“守护天使”，还有“我行医的成功案例”和“我引以为乐的事情”。

卡尔达诺最感兴趣的研究对象，是他自己的心灵。事实上不妨说，心理星占学正是从这位学者开始的（见 von Stuckrad 2003, 228–232）。不仅如此，他这部书还是现代自传最早的样本之一。乔纳森·戈德堡的结论是：“现代自传揭开的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私人的自我，早期自传呈现的却是一个普遍的、去个人化的、公共的自我版本”（Goldberg 1974, 71）。用雅各布·布克哈特那句带浪漫主义色彩的赞语说，身为医生的卡尔达诺是在“给自己号脉”³；而在号脉之际，他对自己心理上的种种缺陷毫不回避地做起了细致解剖。他的用意不是端出一份具有代表性的英雄生平——像马可·奥勒留那种以斯多亚德行完成的古代式自我塑造self-fashioning，尽管这正是卡尔达诺仰慕的榜样——而是要在星占学的审视之下，对自己的性情作一次精确的分析⁴。

这些特点在二手文献里屡被提及，可耐人寻味的是，多数解读者对这部自传中星占学解释的运用不置一词⁵。事实上，我几乎找不到迹象表明史家们对“一个人本命盘的分析”与“一个人生平的呈现”之间的关系有过任何兴趣。这很令人意外，因为对卡尔达诺——以及后文将要谈到的另外几位——而言，天宫图是一件威力强大的分析工具。在更早的话语discourse里，公布天宫图往往是把自己的命运神话化mythologize的手段——罗马诸帝与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即是显例——到了卡尔达诺这里，它却成了原书 p.228去神话化demythologization的工具⁶。他仿佛在对读者说：“瞧这张本命盘，里头没有一样是辉煌的。我这一生的分量，在于我是顶着这张天宫图活出来的。我接受了自己的命数，不是英雄式地接受，而是带着几分幽默感，靠着守护天使的扶持，也带着对命运律令的敬意。”我倾向于把这种姿态叫作一种游戏式的斯多亚姿态——一种褪去了严酷庄重的斯多亚主义⁷。

二　拓宽视野：十七世纪的天宫图与叙事2. Broadening the Perspective: Horoscopes and Narrative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我的一生》固然重要，却绝不是十六、十七世纪欧洲的孤例。它属于文艺复兴文化对传记叙事biographical narrative那份持续不衰的兴趣，而这份兴趣遍及社会各阶层。一边是有学问的“人文学者硬把笔下人物的生平事实塞进既有文学楦头的轮廓里去，而那轮廓往往并不合脚”（Grafton 1999, 181），塞进古代那套众所周知的修辞程式里；另一边，晚近的研究揭示，近代早期欧洲还存在着大量所谓的自我文书ego-documents，从私家的族谱传奇一直到审讯笔录（见 Mayer and Woolf 1995; Schulze 1996）。为了给卡尔达诺的自传定位，这里有两个相关的题目格外值得一说——带星占色彩的传记这一体裁，以及星占学在经验医学中的运用。

2.1　星占学传记 · Astrological Biographies

史蒂文·范登布鲁克指出，天宫图集collections of horoscopes在近代早期欧洲极为盛行⁸。这些集子的编纂往往不只出于私人好奇，也是为了经验研究——检验并改进星占学的理论与预测。卡尔达原书 p.229诺和高里科的天宫图集是如此（见 Grafton 1999, 194 and 199–202），一些晚近才被发现的、名气小得多的集子同样如此。它们最终为传记提供了素材，以下三例即可见一斑。

托马斯·史密斯爵士是卡尔达诺与高里科的痴迷读者，后来官至王室国务大臣，并在伊丽莎白治下出使法国。1555 年以后，他研读这两位名师的天宫图集，随即拿出了一部属于自己的星占学传记。他详细记下自己的病痛与起落，并把这些同自己的本命盘挂钩；此外还推想别人的未来，包括他那位私生子极其黯淡的前景⁹。

英格兰人约翰·奥布里（John Aubrey, 1625–1697）¹⁰把后半生的大半光阴用来搜集名人与非名人的本命盘，再逐一与他们生平中的相应事件对照。用他自己的话说，“行星依其本命位置radicall places与相位而行的过运transits，值得任何一位绅〔士〕认真观察”¹¹。1670 年代起，奥布里把星占技法当作自己研究的基石。天宫图的推断主要出自他的朋友亨利·科利之手¹²——科利是复辟时期英格兰最重要的星占家之一，也是名家威廉·利利（William Lilly, 1602–1681；见 von Stuckrad 2003, 270–274）的养子。其成果，是一部蔚为可观的《名人小传》（Brief Lives），勾勒了一百多人的生平¹³。于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星占历书almanac与传记研究的一个杂交品种。“《名人小传》手稿中的传记往往是围着天宫图写成的，可见这些盘绝不只是他叙事的附属品；奥布里另一部手稿、编于 1670 年代的《生辰盘汇编》（Collectio Geniturarum），干脆就是一连串天宫图”（Hunter 1975, 121）。

原书 p.230迈克尔·亨特与安娜贝尔·格雷戈里在二十年前重新发掘出另一份同样引人入胜的文献。莱伊镇商人塞缪尔·杰克（Samuel Jeake, 1652–1699）的《星占日记》（Astrological Diary）一丝不苟地记下他生活的每一个侧面——从他所患的疾病、个人际遇，一直到英格兰的政治与经济动向——并以彻底经验的方式¹⁴把这些同相应日子的星象格局联系起来¹⁵。

与史学书写中的通行看法大相径庭的是，“杰克的记述把星占学与斯图亚特王朝晚期英格兰的新抱负并置在一起，这种并置正应当提醒我们：不加甄别地假定他那个时代所有的进步力量都同样与星占学势不两立，是有风险的”（Hunter and Gregory 1988, 76）¹⁶。

2.2　医学叙事 · Medical Narratives

从上述各例已经可以看出，健康问题、尤其是医学问题，构成了这些传记记述的一个关键成分。这并非偶然。在一种医学与星占学彼此紧密相关的文化里，对疾病及其病程的经验审视，很自然地会作用于带星占色彩的传记¹⁷。南希·G·西拉伊西在她那部开创性的分析《吉罗拉莫·卡尔达诺与文艺复兴医学》中新近指出，卡尔达诺及其同时代人在传记性的记述中运用星占学，

是为了理解个别事例与一般规则之间的关系。〔卡尔达诺〕常常借着对已叙述的案例作回溯分析来达成这一目的。这一做法与他掌握知识的整套路数相合，也与他在另外两门叙事学科——星占学与历史——上的用法完全平行。但与此同时，他也在做一件或许可以（虽不尽准确地）称为“病案的文艺复兴前史”的事；他的记述同别的医学著作者一样，既依托更早的医学叙事传统所提供的材料与范式，也折射着当时的新发展。（Siraisi 1997, 196）

西拉伊西聚焦于自传与医学二者的叙事结构，原书 p.231由此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¹⁸。一方面，有证据表明，这些传记中星占学分析的运用不只是一种文体特征，因为它把这类文献同科学著述连了起来。另一方面，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传记与身份是在叙述这一方式中成形的。星占学传记的后一个面向，我下文还会回来谈；在此之前，请容我再举一个著名的例子——一部同样以剖析作者生辰盘geniture开篇的自传。

三　歌德：诗与真之间的生辰盘3. Goethe: The Geniture between Poetry and Truth

1749 年 8 月 28 日正午钟敲十二下时，我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来到这世上。星象是吉利的：太阳在处女座，当日正上中天culminating；木星与金星和善地望着它，水星也不含恶意，土星和火星则无动于衷；唯独月亮——那一刻几乎正满——施展出它对分相opposition的力量；又因为它的行星时planetary hour恰好开始，这力量就更大了。于是月亮抗拒我的出生，非等这一小时过去，我才得以降生。

这些有利的相位，后来星占家们大加称许，多半正是我得以存活的缘由：因为接生婆手脚笨拙，我生下来时如同死了一般，费尽周折才见到光。这件事让我的家人大为焦急，对我的同乡却成了好事，因为我外祖父、那位村长约翰·沃尔夫冈·特克斯托借此机缘雇请了一位产科医生，并创办或改良了接生婆的培训。这惠及了后世许多代人。¹⁹

原书 p.232以上便是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自传《我的生平：诗与真》（Aus meinem Leben: Dichtung und Wahrheit）的开篇，此书第一部出版于 1811 年²⁰。歌德并不是星占学的坚定信徒，在星占学早已大失旧日声望的年头，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本命盘摆在传记里如此显眼的位置？毫无疑问，歌德敬重卡尔达诺的《我的一生》（见 Weintraub 1978, 352; Grafton 1999, 180），两者在呈现方式上的相似并非没有意味。《诗与真》自 1809 年开始的那场有意识的建构²¹，必须放到更大的背景里看。1777/1778 年，歌德出版了约翰·海因里希·荣格–施蒂林《生平史》的第一部；1790 年代，他译出了切利尼的《自传》；再加上《论温克尔曼》（1805）与《哈克特传》（1811），他在传记体裁的新理解上早已迈出了几步。歌德厌恶传记叙事里惯见的自我塑造，厌恶那种逸事式地打量一个人、掂量其性格中的好坏成分、或者拿自陈缺点把读者说得昏昏欲睡的写法。这些都是他所谓“讣告作者”（Nekrologen）的手笔²²——“一帮雇佣文人的乏味产物：他们把伟人的生平东拼西凑，对笔下人物毫无洞见可言，也丝毫感觉不到有一种人的成长正从时代那活生生的背景里破土而出”（Bowman 1971, 11）。正如《诗与真》这个书名所示，歌德的用意是要显出“事实背后的真”，因为按他的说法，一桩事实即便属实，也只有当它具有意义时才重要²³。“真”（Wahrheit）指他人格的逐步成形；“诗”（Dichtung）指对种种可能性与潜在能量的描述——这些东西在创造过程中至关重要，哪怕它们并未在具体情境里兑现。循着共济会的一项理想²⁴，歌德向读者展示的是他对自身性格的持续锻造，是一位艺术家人格的雕琢与提纯。于是他把传记叙事这一体裁看作教化民众的治疗手段与教育手段。

原书 p.233从这个角度看，用自己的本命盘作报告的开篇就顺理成章了：因为在歌德眼里，天宫图恰恰体现着“事实背后的真”——或者用他那句出自《俄耳甫斯原初箴言》的名句来说，天宫图即是“geprägte Form die lebend sich entwickelt”（“铸就的形式，在活着之中展开”）²⁵。于是，在《诗与真》里，本命盘的功能并不是用来说服众人相信他有多好的一个花招，而是他那套策略中的一个文体元素——用以例示一种人格如何与生命的节律相谐地舒展开来。

3.1　与残片游戏：约瑟夫·冯·艾兴多夫 · Playing with Fragments: Joseph von Eichendorff

歌德的自传对后世作者影响极大。它同时是两件事：既是“呈现一份有意义、有连贯性的、关于人格如何逐步舒展的记述”的最后一次尝试，也是浪漫派中浮现的那种对人之境况conditio humana的新理解的开端。文学中能否获得连贯性，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越来越受到质疑。就自传叙事而言，有两个极端立场，分别由弗朗茨·格里尔帕策（Franz Grillparzer, 1791–1872）与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黑贝尔（Christian Friedrich Hebbel, 1813–1863）代表。两人留下的生平记述都是残篇，且都在身后才刊行（见 Kunisch 1985, 38–42）。格里尔帕策这一边，在日记里写道（1827 年 9 月）：“假如我哪天当真动起笔来——可我永远不会——把自己内心状态的先后次第写下来，人们会以为读到的是一个疯子的病史。”²⁶黑贝尔那一边，则主张古典自传的权利：“凡描写自己一生的人，都该像歌德那样，只把可爱的、美的、能抚慰人的、能调和的东西挑出来说——这些东西即便在最幽暗的处境里也找得到——其余的一概不理。”²⁷这一点，对黑贝尔本人显然已不再可能。两种立场彼此对照，共同映出十九世纪新的社会与文化处境，原书 p.234而这处境与史密斯、奥布里或杰克那类作者的自我理解已经根本不同。真与虚构、自我认识与文学建构、古典理想与新的不确定性，都处在紧张之中；这最终导致了自传这一体裁整体的瓦解²⁸。

约瑟夫·弗赖赫尔·冯·艾兴多夫（Joseph Freiherr von Eichendorff, 1788–1857）是德国浪漫派的领军人物之一，正是这一处境变迁的好例子。他对待自传叙事的路数，最好形容为一种游戏式的重写本palimpsest，以及对文学体裁界限的一贯逾越。艾兴多夫从未写过正式的自传；他把自己生平的碎片以各种形式嵌进作品——中篇小说、托名文本、诗、长篇小说等等（见 Kunisch 1985, 43–46）。他自传性写作的实验品格，同样体现在星占象征的运用上。他那篇《关于我出生的一章》分明是在呼应歌德的记述，内容如下：

1788 年的冬天冷得屋顶的钉子都在开裂，可怜的鸟儿睡着睡着就从树上掉下来，鹿、兔和狼全乱了方寸，一直逃进村里。〔……〕我父亲不安地走到窗前，把窗玻璃上华美的冰花呵开，望着辽阔的星空。星象极为吉利。木星与金星在白色的屋顶上和善地闪烁；月亮在处女座，眼看就要上中天。²⁹

和歌德一样，艾兴多夫的本命盘也由木星与金星的吉利相位主宰，还伴着一个走运的月亮。可接下来，据艾兴多夫记述，这一幕被一辆马车的到来打断了——车上下来的不是医生，而是一个陌生人（其身份始终没有交代）。这一打岔，后果是致命的：

原书 p.235陌生人抓起一把雪，搓着自己冻得半僵的鼻子，车夫在咒骂，雪在脚下嘎吱作响，狗在叫——就在这一刻，我在餐厅隔壁的起居间里出生了。我父亲一听见婴儿的啼哭，惊惶地望向天空：月亮刚刚上了中天！我差一点就生在那个吉利的时辰，只迟了一分半钟，而且在一片慌乱中是脚先出来的；据说我因此打了个“击脚跳”。

可我到底错过了那些绝佳的相位、错过了正当的星象，这件事直到今天还叫我懊恼，就像那个在婚宴上差一点吃到蛋糕的可怜孩子。否则这对我本是十拿九稳的事：娶一位有钱的太太、得一枚勋章、结上上佳的人脉与荫庇，还能把这副干瘦身板换成一份体面的“à plomb”，甚至在《晨报》上得一份荣誉。³⁰

艾兴多夫为这一残篇作结时，虔敬地接受了上帝分派给所有人的命运，并说即便是被凶险星象压下去的人，也得着了“神圣意志”的才具与力量，可以求得一份平衡的人生——这是游戏式的斯多亚姿态与虔敬的基督教信心的合体。

作者把对自己本命盘的解释插进文中——耐人寻味的是，这解释主要出自他父亲之口——似乎是为了处理神的决定与自由意志free will之间那道难题。“人之境况”已变得不确定；星辰间那套复杂对称的旧模型，已失去它令人安心的效力。较之歌德，这里更强地登场的是一种对星占探问之分量的游戏态度³¹。可与此同时，艾兴多夫又暗暗承认了父亲对他本命盘的解读是有效的，从而把自己那副凶险星象当成一种神圣激励的表达——激励他去争取一份成功的人生。此处显然有卡尔达诺《我的一生》的互文性在场。

四　天宫图与身份的叙事建构4. Horoscopes and the 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原书 p.236我讨论过的这几个例子显示，天宫图在自传叙事中被使用时，功能相当不同。援引自己的本命盘，可以把一个人生平的走向神话化、正当化，赋予它某种不可避免的意味，并充当一条主线red thread，把人格与际遇的发展和舒展组织起来。它也可以把一个人的生平去神话化——办法是把这生平放进一个更高的解释层级里，或者用它来例示星占学研究中一般规则与个别案例的关系。

尽管功能各异，各篇传记的共同特征却不难看出。最明显的共同点是：我们在这里打交道的是文本建构，或者更一般地说，是叙事建构narrative constructions。天宫图是被有意引入的一种修辞装置，用来构造潜伏在叙事底下的一层潜文本。它插入了一个独立的意义层面——独立于一个人生平的情节，却又与之相连。而且它为叙述添加意义：给一段本来可能相当平庸的人生提供一条主线，并赋予它更高的分量。

4.1　身份的叙事结构 ·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Identity

现在我们不妨问：这一观察能否推广？我的回答是“能”。为了坐实这个回答，我要借助心理学与史学书写historiography两方面关于身份形成的研究³²。心理治疗中的建构论constructivist进路出自这样一个论点：心理治疗最有意思的任务，是用较少痛苦的解释去替换关于自己一生的痛苦解释，而不是查明关于一个人性情的“真相”（见 Neimeyer and Mahoney 1995）。个体把过去与当下安排进一个连贯而可信的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建构自己的传记本身就是给生命添加意义的一种方式（见 Straub 1998）。传记性身份的建构，绝不像“拼贴身份”这个流行说法所暗示的那样是一种随意的杜撰；它是一个把经验加以组织的复杂过程，其中必然包含对材料的取舍。

正如 J. A. 范贝尔岑以一份十九世纪的皈依叙事所例示的³³，把晚近的心理学进路用于传记研究格外富有成效。比如丹·P·麦克亚当斯（1993 和 1999）说，每个人都有一则自己“据以生活”的个人神话personal myth（另见 Campbell 1972）。然而这则个人神话绝非固定不变。原书 p.237一个人讲自己的故事，要看具体的语境与情境；听者又会从所闻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与故事本来的意思无关。赫尔曼斯与肯彭（1993；另见 Hermans and Dimaggio 2004）主张，人的自我是一个不断被重写的文本。一部生命故事的作者并不是主权在握的控制中心，而是在若干“自我位置”之间斡旋出一场对话——这些位置与视角有时甚至彼此矛盾。心理学与文化研究两边的建构论进路，其接榫处就是这个朴素的事实：传记性身份的形成，只有在叙述这一方式中才有可能。“传记”这个词本身就泄露了此种建构中的叙事成分：它遵循一套可辨认的模式，某些事件被看作有意义、居于中心，另一些事件则围着这些中心排布（Ulmer 1988; Stenger 1993）。

4.2　天宫图与情节化 · Horoscopes and Emplotment

这一机制的证据也来自文学研究。海登·怀特细究了十九世纪那些著名的史学叙事，主张现象是由作者所选的呈现方式构成、并预先塑形的。历史事实本身就是叙述的产物；语言不仅是形式，也是内容（White 1973; cf. Kippenberg and von Stuckrad 2003, 38–40）。对那些本来无意义、更确切说是彼此不相连属的事件所作的那种不可避免的结构化，怀特称之为情节化emplotment，即情节或结构的创制。在具体的呈现中，作者会动用若干得自古代修辞学的经典手段——即所谓的辞格tropes³⁴。

这与传记里的天宫图有什么关系？关系大得很。天宫图正是自传中情节化的结晶点。它标示出那些看似不连贯、不相干的现象底下的统一。它是文本的一个元素，无论从字面还是从功能上说都如此；但它还不止于此：它本身就是一个文本，有待在自传叙事随后的各章里被解码。使用天宫图，就预先塑形并构成了传记的内容；或者如安东尼·格拉夫顿论卡尔达诺时所说：“星占学既塑造了形式，也塑造了内容，因为它在卡尔达诺愿意披露自己卧室与浴室的秘密这件事上起了关键作用”（1999, 184）。说得更一般些：“星占学提供了一套语言，好在事后的追忆里去描述那些不可描述的、瞬息的、只被感受到的东西”（Grafton 1999, 197）。

原书 p.238若按古典修辞理论来判断，本命盘既可看作隐喻metaphor，也可看作提喻synecdoche。说它是隐喻，因为天宫图是借取自星占学传统的类比来表达传记的材料³⁵。说它是提喻，因为天宫图揭示的是传记的内在品质；借提喻这一辞格，就可以把两个部分整合进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在品质上与其各部分判然有别——各部分不过是整体的微观宇宙式复制品。

我以这样一个观察结束本文的分析：本命盘的这些功能并不限于自传文本。倘若我们考虑到，身份总体上是由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s塑造的，并且有其叙事根基，那么每一次天宫图解读都在满足人们的一种需要——为自己的一生提供一份有意义的解释³⁶。无论这份解读是否代表一个人性情的“真相”，它确凿无疑是一种情节化的手段，因为它预先塑形、预先结构了对一段人生的理解。

参考文献References

依全书体例，参考文献照录原文、不译，仅校正扫描识别所致的拼写与重音讹误，以及原书一处明显的排印之误（逐条见本节末译者按）；条目次序、卷章号与页码一仍原书之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