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达诺天宫图集中的证据与推测

本篇提要Editorial Abstract

卡尔达诺（Girolamo Cardano, 1501–1576）从 1543 年起陆续刊布成批的名人天宫图，并附以解读。本文追问：这些图集究竟被指望做成什么样的知识？作者主张，卡尔达诺并非如晚近某些研究所言，是「把星占学从求真转向诠释仪式」的先声；恰恰相反，他是把文艺复兴医学的一整套知识论装备移用到星占学上——单张天宫图充当证据evidence，成套学理只求「大体如此」的真，而箴言aphorism则是介于「传授」与「发明」之间的中间物。经由博迪耶、马吉尼、阿尔戈利，这套做法在医学星占学中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提要为译者所作，原文无。〕

一、导论1. Introduction

原书 p.207大约在 1540 年前后，纽伦堡出版商约翰·佩特赖乌斯（Johann Petreius）找到吉罗拉莫·卡尔达诺，请他为这位米兰博学之士的两部星占学论著重出新版。¹其中头一部题为《历书补遗》（De supplemento almanach），要求人们更精细地使用行星星历表ephemerides，教从业者亲自察看天象。²与之配套的另一部题为《论时间与行星运动的复原》（De temporum et motuum erraticarum restitutione），主旨是以观测订正行星参数。在后一件事上卡尔达诺力有未逮，但这两部书的德文新版还是替他挣得了极大的声名。³这份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一个决定：在小册子后面附上一批引人注目的生辰盘genitura。到 1543 年，一批多达 67 张的本命盘nativity已经把《两小书》（libelli duo）原有的内容衬得无足轻重了。

卡尔达诺的德国天宫图集从两桩本地风气中大得其利：一方面，神圣罗马帝国动荡的外交局势催生了搜集名人生辰盘的热情；另一方面，菲利普·梅兰希通（Philip Melanchthon）正把星占学推举为路德宗高等教育的关键一环。⁴原书 p.208与此同时，卡尔达诺为自己刊布天宫图集的决定所作的辩护，所持的教学立场与当时学院的标准理想相去甚远——他看重实践中的判断，而不看重有章可循的理论：

原文 · Cardano 1543, fol. A3v

Atque illud citra iactantiam dictum sit, qui huius libelli compendiosa breuitate futura non intellexerit, neque ea quàm numerosa librorum multitudine intelliget. Nam cum infinita sit ars, iuditio non disciplina doceri potest.

中译

不必自夸也可以这么说：谁若靠这本篇幅短小而内容紧凑的小册子仍不能通晓未来，那么就算给他汗牛充栋的书，他照样不能通晓。因为这门技艺是无限的，只能以判断相授，而不能以学科条贯相授。⁵

这段话被科库·冯·施图克拉德（Kocku von Stuckrad）用作其星占学史综论的题辞。在冯·施图克拉德看来，卡尔达诺已经意识到：星占学与其说是一种数理实践，不如说是一种诠释实践——它要通过与委托人的对话，造出一幅令人信服的人格图像。这一解读把星占学的可信度归于判断的社会维度，并质疑「真」「假」这类范畴在此是否还相干（von Stuckrad 2003, 366-368）。帕特里克·柯里（Patrick Curry）晚近也为类似看法辩护，其灵感同样取自科学论的新近成果（Willis and Curry 2004, 118）。柯里主张把星占学理解为一种机变之知mētis：备盘与解盘的仪式本身构成了盘中各项因素的意义。因此，「机变之真」既不可度量、不可解释，也不可普遍施用，更无从传授（Willis and Curry 2004, 97 and 104-106）。

于是卡尔达诺被征用为一位先声：他仿佛预示了关于星占学之知识论与科学地位的最新看法。本文的目的，就是把他这句随口之言放回它原初的语境——那些已刊布的天宫图集——来检验这一征用是否站得住。这些图集是否症候性地表明：文艺复兴时期已把诠释置于数理之上、把疗治置于理论之上？两千年的星占学理论与求真努力，是否被戳穿成门面装点，被判定为对某种「古初星占学」（prisca astrologia）——在那里占卜仪式至上——的偏离？换言之，这些文本（写于这门技艺的学院地位正从理性追求滑向非理性追求的年代）能否为前述关于星占学的看法提供依据？

二、实验与「无限技艺」的挑战2. Experiment and the Challenges of an Infinite Art

原书 p.209在上引那段话里，卡尔达诺把判断的实践当作「（星占）技艺是无限的」这一难题的解药。那么，他所谓「无限的技艺」究竟指什么？它带来的具体难题又是什么？他全集中有两处特别有助于澄清这一点。第一处（locus）是他对希波克拉底第一条箴言那句名言的注解：「生命短促，学问〔ars〕长久；时机易逝，实验experimentum危险，判断困难。」卡尔达诺把它读作一句警告：时间并不站在理性医家这一边——因为疾病的状况变动不居，而医家的寿数有限。他补充说，解决之道在于优先编纂并研读箴言（Cardano 1663, vol. 8, 217f.）。第二处出现在他为托勒密的星占学手册《四书》所作的评注中，那里他区分了解读本命盘的两种方式。第一种为埃及人和阿拉伯人所行：把若干具体征象signs拼成一个症候群syndrome，而这个症候群是可以到权威教本里去检索的。⁶卡尔达诺认为，托勒密把这套做法称作「无限」是对的。在另一种方式里，星占家依据本命盘上某个特定的点、而不是依据教本，把具体征象组合成一个前所未有的症候群（Cardano 1663, vol. 5, 246a）。

这就点出了卡尔达诺所理解的「无限技艺」的两个要害维度。第二段暗示：星占技艺之所以无限，与一种特定的（「阿拉伯式」）解读实践有关——这种实践依托的是数目庞大的现成症候群，以及与之配套的「教本上现成的或然判断probability」。而（「托勒密式」）的解法，则是允许解读者从一套更为节制的文本库藏出发，自行「发明」他自己的症候群和相应的或然判断。第一段则补上第二个维度：这些解法最有效的载体是箴言。

卡尔达诺天宫图集在结构上的一次变动，记录了这一看法的生成。在天宫图集的第一个德文版即《两小书》（1543）里，他的做法是先为所刊布并解读的那 67 个人各拈出一项非同寻常的特征。⁷例如，夏尔·德·波旁-蒙庞西耶（Charles de Bourbon-Montpensier）的本命盘原书 p.210在集子的目次里被标为「属于一个被杀且背弃其王的人」。⁸这样把焦点落到具体生平上，卡尔达诺的解读就得以从盘中的具体星占要素出发：第七宫the seventh house、凶星的「界terms」、以及凶险的定向推运directions。这样一来，他实际上是自己在挑选症候群与相关的或然判断。在星占学教学的层面上，卡尔达诺把他学理doctrina库藏中的具体条目零星地嵌进整部天宫图集。例如，解读波旁-蒙庞西耶的命运时，他顺势插入一首讲授黄道各座中行星「界」之分布的教学诗（Cardano 1543, genitures 27 and 28）。换言之，我们开头那段引文里所说的「以判断施教」，此时仍然等同于传授一套有条贯的学理。1543 年的集子「发明」了对天宫图的具体解读，教的却是相当传统的文本库藏——只不过依循最好的托勒密传统，把「汗牛充栋的书」换成了「篇幅短小而内容紧凑的小册子」。也就是说，卡尔达诺此时仍停留在「无限技艺」的第一个维度上。

但当他刊出扩充过的新版《五小书》（1547）时，发明与传授之间的关系被他大幅改动了。转折点是他宣告有一部十卷本的《论星辰的判断》（De iudiciis astrorum），其中载有他全部的星占学教诲。⁹这一宣告让他得以解释《五小书》的由来：

原文 · Cardano 1547, fol. 3r

Quibus factum est, ut qui unicus erat tum inueniendi, tum tradendi disciplinam modus, ut scilicet illius principia philosophiae principijs, eius decreta cum experimentis annecterem, eum me assecutum existimem.

中译

因此我相信，我所循的乃是发现与传授这门学科的独一无二的门径：也就是把它的原理与哲学的原理相连，把它的断语decreta与实验相连。¹⁰

1543 年的态度仍依稀可辨：星占学的传授应当把「断语」与判断的实践经验连起来。但有一处推进值得注意：他声称这条门径也原书 p.211关乎这门学科本身的发明。卡尔达诺宣称，他已经私下里重新发明了整门星占技艺。另一个新元素是他的自我披露：这条「独一无二的门径」其实是一套双重策略——原理取自哲学，断语取自实验。

这就对天宫图集提出了两个显而易见的问题。第一，「判断的实验」在这门技艺的发现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第二，哲学在这一切当中如何安放？第一个问题将由接下来的两节回答；不过这里至少可以先说一句：卡尔达诺强调哲学另有其独立职分，这提示我们不应把此事当作一个培根式的归纳过程——从个别经验上升到普遍原理。那么这里的情形究竟是什么？我们将会看到，答案要绕回「无限技艺」的第二个维度。

三、学理、箴言、判断3. Doctrine, Aphorism, Judgment

《两小书》与《五小书》虽被说成是从篇幅更大的《论星辰的判断》里摘出来的，卡尔达诺却始终不肯把后者刊行，理由是「免得我因家产的不堪承受之损而破败」。¹¹但如前所见，提起这部星占学巨著（magnum opus），确实让他得以抛出一个新颖的主张：这部书从根本上翻修了这门技艺。而且，这一雄心勃勃的主张就体现在新版《五小书》的结构里。到 1547 年，天宫图集已独立成书，不再承担传授星占学学理的任务。此前要读者一路读天宫图才逐渐揭出的各种理论题目，如今被移交给两部教本：一部论流年盘revolutions，一部论生辰盘的判断。尤为要紧的是，卡尔达诺新添了一部星占学箴言集，收入《论星辰的判断》中最重要的发明。¹²看来，《两小书》所倚重的「学理／判断」二分，此时已被一种三分结构取代：在传授与发明的次第中，箴言占据了中间地带。卡尔达诺由此把他「无限技艺」的第二个维度落到了实处。

说明：原书未列此表，本表由译者依正文第 2–3、6 节的叙述归纳。1547 年版天宫图的具体数目原文未言明，故仅记其体例变动。

原书 p.212要理解这些星占学箴言的性质与构成，我们不妨转向一个稍晚的本命盘解读实例，它取自卡尔达诺为托勒密《四书》所作的评注。在评注第四卷第九章「论死亡的方式」中的一段时，卡尔达诺引入了一张本命盘；这张盘是 1552 年他取道西属尼德兰赴苏格兰途中，从鲁汶的数学家赫马·弗里修斯（Reinier Gemma Frisius, 1508–1555）那里得来的。¹³盘主是「鲁汶的劳伦修斯」，一名 1547 年被活活烧死的「异端」。在解读这桩非同寻常的事件时，卡尔达诺很快发现太阳与土星的相对位置与实际的死亡年份吻合。但托勒密那条斩钉截铁的断言就没那么容易对上了：「若火星与日或月成四分相quartile或对分相opposition，……而又在中天mid-heaven或其对点，〔则主〕被架上火刑柱而死。」劳伦修斯出生时太阳与火星确实成四分相，火星却落在第一宫，而不是托勒密规则所要求的第十宫或第四宫。卡尔达诺补充说，这道谜题的解法在于星占家与他的书之间的关系：

应当留意托勒密在此处以及下一章中的告诫：必须完满地通晓这门技艺。凡不曾长久而有效地研读过托勒密之书的人，都无法传授这门技艺。因为，在这两项缺失的条件之外，另有五项条件——它们并非必需，却照样会增强效应。¹⁴

说完这话，卡尔达诺随即给出另外五条箴言式的陈述，用以解释劳伦修斯何以终究还是死于火刑。他由此声称：运用与传授这门技艺，取决于星占家同《四书》之间的一种深密关系。而挑选、编排、传授箴言，反过来又见证着这种关系是否成功。换言之，箴言所体现的，是把星占学学理真正消化成了自家的本事。它们提供了一种有力的手段，让人得以在难解的文本中穿行，并在艰难的判断实践中经受检验。此时，箴言已成为「以判断施教」所结出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发明」。¹⁵正是它们，把卡尔达诺公开进行的技艺发现串在了一起。¹⁶

四、文艺复兴医学与皮科对星占学的批判4. Renaissance Medicine and Giovanni Pico's Critique of Astrology

原书 p.213这样，卡尔达诺就把星占技艺嵌进一个无限的过程——读文本、判天宫图、产箴言——从而恢复了它作为有限学理的性质。这怎么可能？伊恩·麦克莱恩（Ian Maclean）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文艺复兴时期的医家同样把医术看作一门「关于无限之物的有限学理」（Maclean 2000a）。支撑这一基本态度的，是若干特定的逻辑学、形而上学与伦理学信念。在逻辑方面，文艺复兴医家对彼此并不矛盾的对反项出奇地宽容。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他们往往假定：自然的与超常的preternatural、寻常的与例外的，在存在的秩序中是可通约的。从伦理角度看，他们大体选择高度个别化、以病人为中心的做法（Maclean 2000a, 238-241）。这一局面还有一个重要的知识论侧面：医学向来使用远为宽松的知识概念与经验证明概念（Maclean 2002）。医术把证据的用法与规则、诫训分作两截：前者受大体如此magna ex parte的逻辑支配，后者则据信普遍有效、可以径直施行。

医学的情形与卡尔达诺星占学的情形，相似得很扎眼。且看《五小书》（1547）献词里的说法与用语：

原文 · Cardano 1547, fol. 2v

[…] naturales causae, qualia nos sydera esse supponimus, naturali etiam ratione frustrari possint: & finem assequi artes non semper sit necessarium, uerum magna ex parte solum, quod & in syderali scientia euenit.

中译

……我们所设定的星辰这类自然原因，同样可能因自然的缘由而落空；而技艺达成其目的并非出于必然，只是大体如此（magna ex parte）而已——这在星辰之学中也是一样。¹⁷

这类相似不该让我们意外。毕竟卡尔达诺是科班出身的医生，在帕维亚和博洛尼亚的医学院都担任过显要教职。此外，南希·西赖西（Nancy Siraisi）已经指出，卡尔达诺把希波克拉底的《流行病论》看作医学发明的方法论范本。更具体地说，他相信希波克拉底是靠搜集并比对相似的「实验」（experimenta）而得出预断技艺之原理的（Siraisi 1997, 128）。同样地，卡尔达诺声称，原书 p.214托勒密和他自己都是靠从相似天象格局所引出的相似效应中反推原因，才发现了一门可靠的星占学。¹⁸

卡尔达诺的医学训练对其星占学态度的影响固然无可置疑，但我认为，后者还必须放到文艺复兴星占学自身的历史里去理解。一条重要线索出现在他为其弟科尔内利乌斯（Cornelius）的本命盘所作评注的末尾：

原文 · Cardano 1663, vol. 5, 473a

Ex hoc palam est, etiam si Mirandula reuiuiscat, non dubiam esse Astrologiam, nisi quis minutim concidens, velut in auri experimento ea prosequi curet, quae ambigua & casui subiecta, & sensui pene abscondita sunt.

中译

由此可见，纵使米兰多拉本人复活过来，星占学也并非可疑之学——除非有人偏要锱铢必较地切分开来，像验金那样去追究那些含混的、听凭偶然的、几乎全然藏于感官之外的事情。¹⁹

众所周知，乔万尼·皮科的《驳占卜星占学论辩》（Disputationes adversus astrologiam divinatricem, 1495）——大概是有史以来对星占学最具毁灭性的批判——曾给卡尔达诺这样的文艺复兴从业者带来巨大冲击（见 Allen 1941; Westman 1993; vanden Broecke 2003）。较少为人所知的是：皮科对星占学的系统攻击，几乎全靠理性与权威这一对范畴。在这一点上，皮科其实大体沿袭了他所攻击的那些中世纪晚期学院星占家。一个很好的例子出现在吉罗拉莫·萨利奥（Girolamo Salio）所编托勒密《四书》（1493）的献词里；该版问世之时，皮科正在撰写《论辩》（Ptolemy 1493 [ISTC ip01089000]）。萨利奥把「星学」（astronomia）说成一门科学，它在一条自然哲学前提之上展开：星辰的德能与运动是此世生灭的原因。²⁰星学随后把它对生灭的研究分派给两部分：一是「运动之学」（其「明证性的demonstrative」部分），二是判断之学。萨利奥承认后一部分是由结果推向原因的，却强调这一推法遵循亚里士多德式归纳inductio的严格标准：多次记忆积成一次经验，多次经验积成知识。而且，萨利奥把星占判断说成是完全明证性的：借三段论由因及果地推理。在《论星占学之真》（De astrologica veritate, 1498）中，卢齐奥·贝兰蒂（Lucio Bellanti）甚至给出了这样一个星占三段论的样例：

凡生辰盘中水星落于火星之宫、且白羊座在上升点ascendant者，皆多言；
原书 p.215索尔忒斯的生辰盘正是此类；
故索尔忒斯将多言。同上，f. a4v

贝兰蒂预先化解了一种反驳——很多生辰盘相似的人其实并不多言——办法是把自己的判断限定为在「其他条件不变」（ceteris paribus）或「依假设」（ex suppositione）的意义上作出的推理（所设定的是：不会有质料方面、偶然方面或意志方面的阻碍插进来）。²¹显然，这条深受文科学院逻辑学与自然哲学熏染的进路，与卡尔达诺的选择大不相同：卡尔达诺是通过经验性的个别事例来为这门技艺辩护的，而且他坦承这些事例在某种程度上出于推测conjecture，所涉对象「含混、听凭偶然、几乎全然藏于感官之外」。

《论辩》第二卷第九章印证了这一点：皮科在那里确实用了几个「实验性的」论证。他自述曾在某个冬天连续观察 130 天的天气，发现与星占家的预测相合者不过六七天。从现代眼光看，皮科这些实验最令人吃惊之处，在于它们对他的整体论证几乎无关紧要。这些轶事出现得近乎随意，而我在《论辩》其余部分也找不到类似的论证（Pico della Mirandola 1946–1952, vol. 1, 162-166）。这再一次反映出中世纪晚期亚里士多德主义自然哲学与知识论在皮科这部绝笔中的奠基作用：它根本不容许把历史事件直接当作有效知识主张的正当依据（Dear 1995）。

于是，卡尔达诺让天宫图集担当核心角色，等于利用了一条皮科不曾触碰的策略。而教会他如何具体这么做的，正是医学。

五、后世医学星占学中的天宫图集5. Horoscope Collections in Later Medical Astrology

博迪耶：作为病案的天宫图

不出所料，刊布天宫图集这一做法，在医学星占学的著述者中间被摹仿得最为踊跃。第一个追随卡尔达诺榜样的星占家是托马·博迪耶（Thomas Bodier），他的《论危象日之理与用》（De ratione et usu dierum criticorum）1555 年在巴黎问世。²²一如书名所示，博迪耶的论著意在证明「星占学对医家全然必需」，并示范危象日学说的实操praxis（Bodier 1555, fols. 5r and 16v）。这些主张颇具挑战性：原书 p.216星占学虽在学院医家中普遍被接受为一种预断工具，但像乔万尼·马伊纳尔迪（Giovanni Mainardi）这样的批评者曾试图取缔这一实践，或严格限制其适用范围（见 Clarke 1986, 109-116）。

博迪耶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从业者与文本之关系的首要地位。整部论著——连同其中的天宫图集——都被安排成对伪托勒密《百言书》第 60 条那句晦涩箴言的评注，而《百言书》正是学院星占学教学的标准文本之一。²³在讨论完理论原理之后，博迪耶用了整本小册子七成的篇幅，系统考察 55 张天宫图，每一张都例示他本人行医中的一则具体病案。在第二部分的引言里我们读到：

在一段被反复援引的文字里，盖伦自陈他从很年轻时就开始观察危象日，以便斟酌其中的参差之处。所以，在对这些日子下判断之前不可操之过急，须先长久而精确地观察过许多病人。正因如此，我希望下面这些经技艺与实用检验过的盘图，能有助于你求得一个称职的判断。²⁴

这种对个别事件之易变性的强调，在文艺复兴的星占学与医学中同样典型。因为恰恰是星占家和医家，能够凭借形形色色的逻辑学、形而上学与伦理学策略，把这些反常事件接纳到自己技艺的疆界之内（Maclean 2000b, 337-338）。不出所料，博迪耶的天宫图分析常常凸显重大反常的存在：他把病榻旁的专业对决与知识对决写得颇有戏剧性。1549 年 11 月 22 日，一位贵族自脐下至腹股沟两胁肿胀，请博迪耶前去诊治，他不得不与一名接生婆较量本事（Bodier 1555, fol. 25r/v）。1549 年 1 月 12 日和 1553 年 10 月 2 日，博迪耶都赶得正是时候，证实了病人对其医生放血建议所抱的疑虑（Bodier 1555, fols. 26v and 36v）。还有几位病人被误诊为胸膜炎。²⁵这每一桩案例都在推举星占学：它是医学诊断与预后的重要工具，轻忽它者自食其果。

原书 p.217这些「实验」（experimenta）作为正当知识的地位，因博迪耶的一个决定而得到确认：他把 55 张天宫图编入 14 组「观察记录」（observationes），每一组都从所考察的具体案例中析出若干箴言。这些箴言同样运作在一个文本的宇宙里：博迪耶总是声称，「托勒密、亚伯拉罕·伊本·以斯拉以及我们其余诸师所提醒我们的」那些教诲，支持着他个人的经验。因此，在这些文本的解读与他个别的「实验」之间，他的例证并没有划出清楚的界线。²⁶

马吉尼与阿尔戈利：箴言、指征、推测

博迪耶公开从天宫图集中析取箴言的做法，被文艺复兴晚期意大利最著名的两位星占学教授进一步发扬：乔万尼·安东尼奥·马吉尼（Giovanni Antonio Magini）与安德烈亚·阿尔戈利（Andrea Argoli）。马吉尼在博洛尼亚大学教数学，1607 年刊行《论危象日的星占学之理与用》。²⁷全书篇幅大体均分为三块：对盖伦危象日论著的评注，两部分别论医学星占学与星占学定向推运的论著，以及一部收有 30 张生辰盘的图集。马吉尼的天宫图中，多达十四张借自博迪耶，另有三张出自卡尔达诺的图集；所有这些盘都按哥白尼的参数重算过。马吉尼的朋友吉罗拉莫·罗西（Girolamo Rossi）又提供了四张，其余九张则来自他自己的行医实践。²⁸

说明：原书未列此表，本表由译者依正文行文中的逐项列举重建。要点：三十张盘里有十七张是转抄前人的，可见此期的天宫图集是一种可以互相引用、重算、累积的公共资料库，而不只是各人自家的行医流水账。

马吉尼天宫图集的结构与用法，与博迪耶极为相似。详尽的病案被当作证据基础，用以支撑一组箴言——它们构成了马吉尼那部医学星占学导论的第 21、22 两章。通篇看来，马吉尼箴言的核心任务是为出乎意料的自然死亡提供某种程度的解释。不出所料，这类解释被裹上了厚厚一层医学语汇。马吉尼用 indicationes（指征indicatio）一词作箴言的同义语，并把它们与病案的关系描述为一种 proruptio，即「涌迸而出」；他说，这些箴言虽不确定，但「若干条合在一起，便能对死亡或重症给出确定的证言」。²⁹这类观念是医学符号学的核心特征，而医学符号学在卡尔达诺和博迪耶那里同样占据主导地位：指征是一种有说服力的推力，「促使人采取某一方针或有所行动」，而且只在多数情形下奏效。³⁰

原书 p.218在马吉尼的学生、后来的帕多瓦星占学教授安德烈亚·阿尔戈利所刊布的那部庞大天宫图集里，同样的态度一望即知。阿尔戈利的两卷本《论危象日与病人卧病》（De diebus criticis et de aegrorum decubitu，1639 年初版，1652 年再版）中，第一卷讲危象日学说的规范（norma）与训则（disciplina）。³¹第二卷则给出一批「预断」（prognostica），使星占家得以判定某种疾病是可治的、迁延的还是慢性的，依据是「古人观察所得的箴言，以及病人相对于月亮逐日行度的状态」。³²阿尔戈利的 113 则病案（见 1652 年版）作为这些预断的证据被附在其后。为论证星占预断的优越，阿尔戈利借用了意大利人惯用的猞猁意象，声称医术所能提供的不过是「粗糙而不完善的推测」。³³这就更加显出：第二卷里的星占预断同样是带着限定词宣告出来的，比如「一项最要紧的推测」，或者「一项取决于多种事项的推测」。³⁴事实上，推测甚至渗进了阿尔戈利箴言的内容本身——有时是明说的（「多数情形下〔vt plurimum〕」），但通常是通过那些限定语、情态词和层层附益的经验表现出来的，而这些正是此类箴言之叙述结构的特征。

六、自然哲学与生平书写6. Natural Philosophy and Life Writing

不过，卡尔达诺的天宫图集有一个特点，是他那些意大利追随者没有接过去的。这个特点关涉第 2 节末尾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哲学在这一切当中如何安放？

原书 p.219卡尔达诺坦然承认，一切占卜，无论就其自身（per se）而言还是落到实践中，都是推测性的。更具体地说，他认为不同形式的占卜往往「隶属subaltern」于医学、农学、航海或法学这类具体技艺：后者就其自身而言是确定的，一旦落实为星占预言就变成推测性的（Cardano 1663, vol. 6, 360 and vol. 5, 94）。这一看法给星占学的知识论地位带来了严重问题。正如他在《四书》评注中所解释的：

原文 · Cardano 1663, vol. 5, 94

Procedit autem Ptolemaeus diuidendo, & deducendo ex similibus causarum & compositione plurium, causae uerò ab effectibus cognoscuntur, ob id coniecturalis est haec ars non exquisita scientia.

中译

托勒密的做法，是从相似的事例中分辨并推出原因，再把其中若干重新聚合起来。原因既然是从效应上被认识的，这门技艺便确是推测性的，而非精确的科学scientia。³⁵

托勒密曾主张星占学与医学全然相似，因为唯有其实操才是推测性的；卡尔达诺却暗示，不确定性就盘踞在这门学科的核心。³⁶所幸他有一个解法：「这门技艺是哲学中作预断的那一部分……它之于整个哲学，正如希波克拉底或盖伦的预断之书之于医学。」³⁷把星占学提升到相对于自然哲学的「隶属」地位之后，卡尔达诺又补充说，星占学的本质在于它对因与果的系统比对。³⁸使它有别于自然哲学的，只是时间这一「偶性」。³⁹但只要星占学取用自然哲学的因果原理，它就分有一份确定的、而非推测性的知识。已有许多研究细致梳理过卡尔达诺的自然哲学计划，该计划最详尽（虽未必最系统）的表述见于流传甚广的《论精微》（De subtilitate, 1550）（Bianchi 1994; Schütze 2000）。有意思的是，这部书的若干核心构想进入了他 1554 年的托勒密《四书》评注。循着《论精微》，他的星占学评注把火逐出了月下界，并按含湿量的多寡区分其余三种元素——天上的热正是以空气为中介作用于其上的。⁴⁰

原书 p.220既已宣称自己发现并传授星占技艺的办法就是把它的原理与哲学的原理相连，卡尔达诺便身体力行。而且，这一做法与箴言有着同一个总目标：恢复星占技艺自身的有限性质。在这一点上，卡尔达诺的路数与他对传统传记的看法极为相似：他质疑文艺复兴对垂范式历史exemplary history的追求，宁可去考察名声与声望背后的机制。当他把才能、权势与虔敬拈出为名声的主要参数时，他也强调：这些参数具体落到某个人身上，取决于历史处境。即便像罗马皇帝尼禄这样表面上的怪物，在无限的历史绵延中所体现的也不过是一组有限的属性。⁴¹不出所料，卡尔达诺明确把这一情形与星占式的生平书写life writing作了类比：

原文 · Cardano 1663, vol. 10, 564

Sed velut in astris, ex pluribus motibus vndequaque similibus, ac regularibus, constantibúsque tanta varietas apparet, vt nihil magis alienum ab his videatur aequalitate, aut similitudine, vel constantia: ita omnia varia inaequalia inconstantiáque videntur, vt casu & fortuitò omnia contingere credamus.

中译

正如在星辰之中，若干处处相似、合乎规则而恒常的运动，会显出如此之大的变异，以至于再没有什么比等同、相似或恒常更显得与之格格不入；同样地，当万事看上去变化不定、参差不齐、反复无常时，我们便会以为一切都出于机运与偶然。⁴²

七、结论7. Conclusion

我们已经看到，卡尔达诺极为看重执业星占家个人的技巧与经验。他甚至把这类品质统摄在「精微subtlety」的名目之下；《论精微》（1550）对它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

原文 · Cardano 1663, vol. 3, 357

Subtilitas est ratio quaedam, qua sensibilia a sensibus, intelligibilia ab intellectu, difficilè compraehendentur.

中译

所谓精微，乃是这样一种缘故：可感之物之被感官所把握、可知之物之被理智所把握，都因此而变得困难。⁴³

这个定义清楚表明，精微将成为卡尔达诺拓展可知领域这一纲领中的关键一环。他把精微同时安置在实体、偶性与表象之中，甚至进一步把它说成是托勒密、希波克拉底、普罗提诺——以及无疑还有他自己——这类天赋异禀之人所具的原书 p.221一种品质（Siraisi 1997, 7 and 119）。

在星占学内部，从业者与其书籍的关系提供了精微的重要证言。卡尔达诺、博迪耶、马吉尼、阿尔戈利都相信：这些书里装着有限的知识，同时又应当对它们施以无穷无尽的战术操作，而星占学箴言就是其中一项格外看得见的成果。追随大多数文艺复兴医家的榜样，卡尔达诺及其追随者自觉地把普遍有效的学理，与同委托人打交道时的推测区分了开来。

本文开头我们指出，晚近的星占学研究有一种倾向：把这门技艺解释为一种（社会性的）操作，它无法用「真」「假」这类经典的知识论概念来证成；这一看法也被安到了卡尔达诺头上。这样做，就迫使我们无视一个事实：卡尔达诺及其追随者确实为自己的星占学知识主张过真——哪怕这是一种「大体如此」的真。这样做还迫使我们无视委托人自己的愿望：他们正希望把这类知识论范畴施用于非常事件，好把自己世界的秩序向外延伸。换句话说，星占学的从业者及其委托人有被剥夺权利之虞——被剥夺以他们自己的语汇为自己的行为给出理性说明的权利。而一旦否认经典知识论对星占学的相干性，我们自己也就有低估星占学之弹性的危险。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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