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宫图的种种用法：近代早期欧洲的星占实践

导言：三条主线与四大门类[Introduction]

原书 p.167十七世纪最初三十年间，星占学仍是欧洲文化肌理中一股活跃而有生气的力量；无论是在正当自然知识的范围之内，还是在社会政治与文化领域，它大概都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最充分的展开。这也是最后一个这样的时期：第一流的自然哲学家与数学家—天文学家仍在亲手操作星占学，仍在为它的自然哲学、数学与天文学根基作理论辨析，并试图加以改革。诚然，改革运动此后还延续了约莫一个世纪，但潮水在科学这一面已经转向了——至少在我们回头看去时是如此。本文想通过考察天宫图能派上的种种用场，勾勒星占学在这个高潮点上于个人、科学与政治三方面的若干应用。¹

1600 至 1630 年间，研习并操作星占学的人很多，用途遍及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宽广谱系：或为私事，或为政治，或为周旋于庇护关系之中，不一而足。为了把这片实践的广度显示出来，也让读者对它有所体会，我打算画一组“风景中的人物像”，取景之地主要是意大利、英格兰与神圣罗马帝国。登场人物多半人人皆知：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另几位——托马索·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奥拉齐奥·莫兰迪Orazio Morandi、安德烈亚·阿尔戈利Andrea Argoli——就没那么有名了。当然，在路易十三的法国，星占学同样活得好好的。只消想想那幅醒目的画面就够了：宫廷星占家让–巴蒂斯特·莫兰Jean-Baptiste Morin藏身于王室寝宫之内，屏息守候，只为记下王太子——日后的路易十四——降生的准确时刻，好据以为他排盘 (Thorndike 1923-1958, VII: 479)。²

在考察这一时期天宫图的种种用法时，我将围绕三条主线展开。第一，把所论的天宫图归入原书 p.168星占实践的四大门类，即流年盘revolutions、本命盘nativities、择时占elections与卜卦占interrogations。流年一门关心的是大尺度的变动，首先是天气，其次也涉及政治事务。本命一门则研究一个人出生时刻的星象格局。择时一门要定出着手某事、举行某礼的最吉时刻：君主加冕、将帅授节、重要建筑奠基，都在此列。卜卦一门最后，专答各色悬心之问，私事、病情、生意皆可；此时所排之盘，取的是提问那一刻的天象。³

第二，我要把这些星占实践放回它们的社会政治语境与庇护语境里；正是这些语境，往往决定性地塑造了天宫图的具体用法。例如，开普勒与伽利略在各自划时代的《新天文学》Astronomia Nova（1609）与《星际信使》Sidereus Nuncius（1610）的献词里，都把恩主本命盘上的关键格局——即其本命盘或曰生辰盘——用作主导意象。⁴第三，几位主角的天宫图用法还要与他们对星占学改革的看法对看，开普勒、伽利略与培根尤其如此。⁵

我先为约翰内斯·开普勒作一小传——他的星占著作相当为人所知——由此把一套“用法类型学”在各种相关语境中初步铺开。接着给伽利略和弗朗西斯·培根画两幅更详细的像，他们的星占实践与改革方案则少有人知。最后，我要谈乌尔班八世治下罗马的康帕内拉、莫兰迪与阿尔戈利，题目是星占实践里政治火药味最浓的一项：预言教宗的死期。

一　约翰内斯·开普勒1. Johannes Kepler

私人用途：自己、父母与逐年的流年盘

我的第一幅“风景中的星占家”画的是约翰内斯·开普勒。从图宾根的学生时代直到 1630 年去世，他一生都在各类实践中使用天宫图。⁶与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一样，开普勒受教于菲利普·梅兰希顿Philip Melanchthon改造过的、浸透了星占学的教育体制；他在数学课与自然哲学课上学到星占学理论与操作的种种门道，同时也学到原书 p.169数学、数理天文学与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基本架构。⁷

在路德宗的神学与政治环境中，这套教育模式塑成了开普勒的底色；他既为私事、也为职业之需而使用天宫图。在私人这一面，他用本命星占学剖析、理解自己和家中最要紧的几位成员，其中包括他的父母——这两张本命盘连同对其性情的星占解读都保存了下来 (Caspar 1993, 34)。同样，为了解自己，他排了自己的本命盘；此外，他每年都要为该年起一张流年盘（其中不少至今仍存），好把即将到来的一年看得更清楚 (Caspar 1993, 357 [及注 1])。⁸这些盘当时并未刊布，这也进一步说明它们纯出于他本人的兴趣。⁹

职业与政治：年度预言、宫廷谘议、定向推运

从私人领域转到更为公共的职业与政治领域——那是一个被庇护关系的要求深深规定的场域——开普勒同样用到多种天宫图。除了为恩主和重要政治人物排本命盘之外，他还制作通常称为“年度流年盘”（revolutions of the year）的图。以此为据，他撰写年度星占预言prognostications，多以德文刊行，作为历书的一部分——自 1595 年出任格拉茨州区数学家district mathematician起，编历就是他的职务 (Caspar 1993, 58-60)。但对于星占学理论与操作应当如何改革，他自有一套强硬主张，而这些实践正是主张的着力处。他在若干著作里说明过，其中包括 1602 年的拉丁文《论星占学更可靠的根基》De fundamentis astrologiae certioribus——那时他刚于 1601 年出任帝国数学家imperial mathematician。¹⁰该书里还附了一份经过改造的预言，主要谈天气，兼及公共卫生与政治。此后终其一生，他都在做这些事。

不过，与通行的年度流年盘做法不同，开普勒拒绝为太阳一年一度入座ingress白羊——星占学年的起点——或入其他季节起始之座排盘解盘。在他看来，天气没有本命盘所具有的那种自然承受体：本命盘的承受体是人的灵魂，它在出生一瞬被烙上了持久的星占影响。因此，他为年度预言所作的改良版天宫图，着眼的是一年之内重要的行星格局，尤其是行星之间在星占上有意义的角度关系即相位aspects；原书 p.170再由这些相位出发，去说明年度星占预言的那些老题目。¹¹

身为帝国数学家，开普勒还在布拉格宫廷为神圣罗马皇帝鲁道夫二世Rudolf II提供带星占依据的私下政治谘议，直到 1611 年鲁道夫被迫退位。他从未记述过自己与皇帝的单独晋见，但为皇帝写的一些文稿留存下来了；其中他就威尼斯、匈牙利问题、土耳其人等当务之急向鲁道夫进言 (Caspar 1993, 152f.; see also Bauer 1989)。同样，开普勒也为许多要人提供星占服务，其中有巴伐利亚宰相赫尔瓦特·冯·霍恩堡Herwart von Hohenberg，还有名将华伦斯坦伯爵Count Wallenstein——后者的本命盘，开普勒在 1608 年排过一次，1624 年又重排一次并作了解读。¹²他借本命盘的定向推运directions来窥看华伦斯坦的未来；这一技法，开普勒认为没有改革的必要。这些盘和解读至今尚存 (Caspar 1993, 338-345)。他还为政治与庇护之需排过别的盘，包括历史人物的盘，如奥古斯都·恺撒和先知穆罕默德，甚至还有世界受造之时的盘 (Caspar 1993, 89f.; see also Grafton 1991)。第谷·布拉赫同样为丹麦国王排过本命盘，也写年度星占预言 (Christianson 1979 and Oestmann 2003)。

第谷与开普勒的“星辰双科学”改革

除了操作星占学，第谷与开普勒还都热切地想改造并改进“星辰双科学”——天文学与星占学。第谷的路数是重整天文学的观测与宇宙论根基，并改造星占学中世运一门所用的宫位划分 (North 1986, 175-177 and vanden Broecke 2003, 263-269; in general, see Thoren 1990)。开普勒的天文学与星占学改革则更为釜底抽薪：他否认黄道十二座在星占上有意义，从而连行星的主管关系及其一整套相关学说也一并弃置，只留下元素三方组triplicities——三方组在以土星与木星大会合Great Conjunctions为据的预言里分量极重。依开普勒之见，元素三方组之所以可以保留，是因为它有自然的根据，即大会合的二十年周期。土星与木星总是在同一三方组内——也就是同一元素的三个座内——相会，其连线构成一串环环相扣的三角形（即三分相trine aspects），如此持续二百四十年，然后才移入下一元素 (Field 1984, 199-201)。在这一点上一如在别处，他保留了行星本身的力量，也保留了行星彼此关系不断变化——即相位——的原书 p.171重要性；对于相位的托勒密式和谐学根据，他更是着力加固。¹³

二　伽利略·伽利雷2. Galileo Galilei

私人用途与手稿 81 号

伽利略使用天宫图，面貌就大不一样。¹⁴他生涯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在实际操作星占学，却似乎对星占学改革毫无兴趣。另一处反差是：开普勒用天宫图的方式带有远为公开的政治色彩，他既是政治谘议，又是公开发布预言的人；伽利略这两样都没有证据。伽利略排的主要是本命盘，动机出于私人、职业与庇护三端；而排盘解盘时，他把星占学的全套技术家什都用上了。

他的星占实践主要落在私人与职业两个领域。关于私人用法的证据，多半出自他在帕多瓦大学教数学的那些年（1592–1610）。主要材料是佛罗伦萨中央国立图书馆所藏的伽利略手稿第 81 号（MS Galileiana 81），内有二十五张他亲笔所绘的天宫图，其中包括他自己的，以及如今声名甚著的两个女儿的。¹⁵我们甚至还留有他对女儿们盘面的星占解读，其中论及她们的心智与品性。

庇护语境：科西莫二世、大公斐迪南、埃斯特枢机

至于伽利略在职业与庇护语境中使用天宫图，材料同样丰富，下面要多说几句。他的星占操作虽不带公开的政治性，却确确实实是在庇护关系里进行的。这就要先看佛罗伦萨、看科西莫二世·德·美第奇Cosimo II de' Medici周围的那个圈子——众所周知，伽利略在《星际信使》（1610）中把自己划时代的望远镜发现题献给了他 (see Biagioli 1993 and Rutkin 2001)。献词里，伽利略把木星诸卫星的发现“私人化”地系在科西莫身上：他指出木星在科西莫本命盘中正居其擢升exaltation之位。事实上，科西莫的这张盘，我们在伽利略月面水墨写生的背面见到两个版本。¹⁶

原书 p.172与庇护有关的另一桩要紧用法，发生在前一年，对象是科西莫的双亲。1609 年伊始，大公斐迪南Ferdinand——克里斯蒂娜Cristina的丈夫、科西莫的父亲——病势沉重。大公夫人克里斯蒂娜急催伽利略确定大公出生的确切日期——有两个相差一年的说法相持不下——以便排出一张准确的盘，进而在星占上把病情彻底弄清楚；伽利略的复信留存至今。他用的是生时校正rectification之法，认定较早的那个日期，理由是它与大公一生的种种遭际accidents在星占上对得更准 (Galilei 1890-1909, X: 226f.)。¹⁷

伽利略的书信还提供了更多庇护语境中的用盘证据。一个绝好的例子是 1618 年枢机主教亚历山德罗·德·埃斯特Cardinal Alessandro d'Este请他排并解自己的本命盘；作为回报，这位好心的枢机许诺日后无论何事，都会尽其所能帮伽利略的忙。这张盘看来没有传下来，但伽利略断无可能回绝埃斯特家这位枢机的请托。¹⁸

帕多瓦的告发案与“数学家”的营生

为庇护之需而用天宫图，偶尔能大获成功（《星际信使》即是一例）；然而即便在纯粹职业的场合，排盘解盘有时也险象环生。安东尼诺·波皮Antonino Poppi (1993) 新近发现了一批有意思的文书，关涉伽利略早年与威尼斯宗教裁判所鲜为人知的一次擦碰。由此可知：1604 年，伽利略在帕多瓦被人告到宗教裁判所，罪名是操作一种决定论式的星占学；告发者是他从前的抄手西尔韦斯特罗·帕尼奥尼Silvestro Pagnoni（佩萨罗人），此人在伽利略家住过十八个月；¹⁹威尼斯当局审阅之后，径行驳回了指控。²⁰最有意思的是，告发者的证词照亮了伽利略在十七世纪最初几年的星占实践——那时他正任帕多瓦数学教授，也正是他绘制手稿 81 号那批盘的时候。帕尼奥尼的证词之所以有价值，在于他是住在伽利略家里的目击者。我们由此知道伽利略为各色人等排过本命盘。以下引其正式告发状：²¹

原文 · Poppi 1993, 51–54（文书五）

原书 p.173For the discharge of my conscience and by the commandment of my father confessor, I have come forward to the Holy Office to denounce Signor Galileo Galilei public mathematicus at the University of Padua, because I saw him, in his office (camara sua), make numerous nativities for numerous persons, upon which he made his judgment. He made one judgment on one nativity, where he said that the person had twenty more years to live, and he held it as firm and indubitable that that judgment would follow. He spoke one day with a gentleman from beyond the Alps, a German, named Giovanni Svainim, for whom he had made a nativity […].

中译

为求良心得安，并遵告解神师之命，我前来圣职部告发帕多瓦大学的公职mathematicus（数学家）伽利略·伽利雷先生。因为我亲眼见他在自己房中（camara sua）为许多人排了许多本命盘，并据之下判语。有一次他就一张本命盘下判语，说那人还有二十年好活，且他咬定这判断必定应验，毫无可疑。某日他与一位阿尔卑斯山北来的绅士交谈，是个德意志人，名唤乔万尼·斯瓦伊宁Giovanni Svainim，他曾为此人排过本命盘［……］。

这里有两点要说。第一，伽利略从事星占实践，没有人有异议；在十七世纪初，这仍被看作一名数学家mathematicus的寻常本职。争的只是他是否操作了一种有问题的、决定论式的星占学。第二，这条材料明白显示伽利略在帕多瓦有一间专门排盘解盘的屋子；有了它，就可以把伽利略一本账簿上的记载坐实。那本簿子记的是他各处收到的钱，大宗来自私人授课与供应仪器 (Favaro 1883, II, 147ff.)。²²除了讲授《天球论》De sphera、力学、透视法与筑城术的酬金外，另有五笔注明 per sortem（“因卜算”）的进项，其中一笔日期为 1603 年 1 月 1 日：dall'illustre signor Sweinitz per sortem，伽利略由此得款 60 威尼斯里拉。此人正是次年帕尼奥尼告发状里提到的那一位。另两笔并记于 1603 年 10 月 22 日：Sig. Massimiliano in nome dei signori Cristoforo e Marco Stettner per sortes（第 153 页）。克里斯托福罗·施泰特纳的盘就在手稿 81 号（叶 36）中。

三　弗朗西斯·培根3. Francis Bacon

“健全星占学”的改革方案

1620 年代，奥拉齐奥·莫兰迪在罗马经营着一所星占政治情报所，天宫图在那里被用于政治，伽利略也间接牵连其中；不过我们先要转到伦敦，看看弗朗西斯·培根的星占改革方案——那方案自有其惊人的政治意味——它见于 1623 年的《论学术之增进》De augmentis scientiarum，即 1605 年《学术的进展》Advancement of Learning的拉丁文扩充本。此书正写于他以英格兰大法官之尊遭弹劾之后不久，这就把他的方案直接安放进最高层那个火药味极浓的公共政治场景里——直到不久之前，他自己还是其中的活跃角色 (Marwil 1976; Jardine and Stewart 1999)。但正如稍后的伽利略一样，他已骤然失宠于宫廷。²³

原书 p.174就我所知，没有证据表明培根本人操作过星占学；但他的这份方案——相对《学术的进展》而言全属新增——让我们看到他那些极堪玩味的看法：与开普勒一样，他试图把星占实践安放在稳固的自然基础之上。²⁴因此，就他最关切的两片领域——自然知识与政治——而言，他主张的是改革星占学，而非弃置。

培根在《论学术之增进》第三卷第四章提出星占学理论与实践的改革方案 (Bacon 1963, I: 554-560)。他把星占学当作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的一支来讨论，期望把它改造成一种明确奠基于物理原理之上的“健全星占学astrologia sana”。他先指出星占学中应予剔除的迷信与谎言，其中包括一日各时辰分归各行星主管之说，以及为精确的时间点所排的星象图。接着他谈哪些部分应当留下。他说，本命、择时与卜卦三门他此前已断言几乎全无根据，流年一门则健全得多（sanitas）。读者当记得，这正是星占实践的四大门类；流年一门关心大尺度的变动，首推天气，也及于国事。年度星占预言的主干便是流年。

为使流年之术在实践中臻于最善，培根开出五条总则，其中两条是：天上的一切作用，及于事物的总体多于及于个体；天上的作用绝不会下贯并支配某个时间点或某一精确分秒，只支配较大的时段。在勾画他那套改良星占学的基本构件时，培根保留了通行的相位学说，也保留了行星与恒星的传统性情与倾向；他认为传统在这些问题上高度一致，不宜轻易否定。他最后说，在这一改革后的基础上，天象图即天宫图，仍应照排照解。

可以预测什么

那么，培根改良后的星占学究竟能合理地预言什么？考虑到这是他做了一辈子廷臣与政客之后的深思之论，这番话对他本人是否真的操作过星占学（或雇有高明的星占家为其效力）究竟暗示了什么，就很值得玩味了。以下这一节，我依 1640 年的英译本迻录，中间插入解说 (Bacon 1640)。他先有一句简短的引言：“健全的星占学同样可以施用：用于预测，可较有把握；用于择时，则须多加审慎；两者都要守住应有的界限。”先说预测：

原文 · Bacon 1640, 153

Predictions may be made of future Comets, which as we conjecture may be foretold; and of all sorts of Meteors; of Deluges, Draughts; Heats; Conglaciations; Earth-quakes; ore flowing of waters; breaking out of Fires; Windes; great Raines; divers Tempests; and strange seasons 原书 p.175of the Yeare; Pestilences, Epidemicall diseases; Plenty, and dearth of Graine; Warres, Seditions, Sects, Plantations of new Colonies; lastly of all commotions and greater Innovations, either in Nature, or in State-Government […]. (153)

中译

可以预测的有：将来的彗星（我们猜想彗星是可以预告的）；各类大气之象；洪水、大旱、酷热、封冻、地震、水溢、火灾、大风、豪雨、种种风暴，以及一年之中反常的时令；瘟疫与流行病；五谷的丰稔与歉荒；战争、叛乱、教派兴起、新殖民地的开辟；最后还有自然界或国家治理中一切动荡与较大的更革［……］。（第 153 页）

依培根之见，星占学可用于预测许多攸关生死的自然与政治事项，而这些正是年度星占预言惯常的题目。接着他谈这类预测能具体到什么地步：

原文 · Bacon 1640, 153f.

[S]o these predictions may be drawn downe [deduced] (though not with like certainty) to more speciall occurrences, and perchance to singularities; if the generall inclinations of such times and seasons, being first discovered and found out, these be applied by a sharpe piercing judgment Philosophicall or Politicall, to speciall or more particular events, which may be most subject to such Accidents. As for example, a man shall found out from aforesight of the seasons of the yeare, such temperatures of weather, as are propitious or pernitious rather to Olives, than to Vines […]. Or if one from the knowledge he hath of the influence, the Heavens have over the spirits of men, should find out a man to be of such a complexion and disposition; to affect or distast rather the people then Princes; rather learned and curious, than couragious and warlike dispositions; rather sensuall and voluptuous, than active and politique nature. Such instances as these are infinite, but (as we have said) they require not only that generall knowledge, taken from the starres, which are Active; but also a particular knowledge of Subjects which are Passive. (153f.)

中译

［故］这类预测也可以往下推（虽不能同样确定），推到更特殊的情形，甚或推到个别事例。办法是：先把那一时节的总体趋向查明，再凭一副锐利透辟的哲学或政治眼光，把它施用到那些最容易受此类遭际左右的特殊或更个别的事件上。举例来说，一个人若能预见一年之中的时令，便可得知何种天候于橄榄有利、于葡萄有害［……］。又或者，某人凭着自己对天体如何影响人之精气的了解，看出某人具有某种体质complexion与性情：其好恶所系在民众而不在君侯；宁为博学好奇之人而非勇武好战之人；宁为耽于声色之辈而非精力充沛、长于权谋之辈。这一类例子多不胜数；但（如前所言）它们所需要的不只是取自星辰的那种一般知识——星辰是主动的一方——还需要对承受者的具体知识，承受者是被动的一方。（第 153–154 页）

培根在这一节末尾提出两点要紧的话：其一，星占预测可施用的范围几乎无边无际；其二，仅仅知道天上的格局（主动因）还不够——此说本于托勒密 (Ptolemy 1940, I, 2f.)。人还须对所论的承受者——那些接纳行星主动影响的东西——有深入的了解。而这种了解，看来正是他那套更广阔的科学研究纲领所要提供的。他还明说，这类星占预测不只关乎笼统之事，也关乎具体情形与个别之人，只是确定性要低一些。

择时与历史研究纲领

现在来看培根对择时的看法——择时所管的，是为着手任何事业挑选最吉的时刻：

原文 · Bacon 1640, 154

Nor are Elections altogether to be rejected but more sparingly to be credited, than Predictions. For we see in Planting and in Sowing and in Grafting, that the observation of the [phase] of the Moone is a matter, not altogether vaine and frivolous. But these Elections, are by our rules more restrained than Predictions: and this must ever be observed, that Elections are of force, in such cases alone, where both the Influxe of the Heavens is such, as doth not sodainly passe over; and likewise the Action of Inferior Bodies such, as is not presently perfected: for neither the Encreases of the Moone, nor of the Planets are accomplisht in an instant: but Punctuality of time, is by all means to be rejected. There are found many of the like precise observations (which one would hardly believe) in Elections about Civile affaires. (154)

中译

择时也并非全然应弃，只是可信的程度不及预测。因为我们看到，在栽种、播种与嫁接上，留意月相并不是一件全无用处的琐事。不过按我们的规则，择时比预测受到更多限制；而且必须始终记住：择时只在这样的情形下才有效力——天上的流注不会倏忽而过，同时下界物体的作用也不是一时即成；因为月亮与行星的增长都不是一瞬之间完成的。至于在时刻上锱铢必较，则务须摒弃。在关乎民政事务的择时里，也有许多类似的精细讲究，说来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第 154 页）

原书 p.176可见培根明白承认：在一套健全星占学的框架内，择时之术仍有若干重要领域可以正当施用。他还强烈暗示自己在政治事务的择时上有过亲身经验——这话也不妨读作他为自己的本事、进而为自己的效劳所作的一则广告。就这一点而言，《论学术之增进》不妨与他那位遥远的同胞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相比：后者在 1260 年代的三部《著作》Opera里也发出过类似的求荫之声，同样在政治与庇护的最高层兜售带星占依据的知识与服务。²⁵

在最后一节，培根应对一项假想的诘难，指出应当如何建立一套多面向的研究纲领，以澄清并推展前文的主张。他最属意的是一套以历史为取向的纲领：

原文 · Bacon 1640, 154f.

Astrologians (if they be not wanting to their Profession) may make a collection from the faithfull reports of History, of all greater contingences; as Inundations, Pestilences, Warres; Seditions; and (if the state so require) the deaths of Kings: and may contemplate the situation of the Heavens, not according to the subtletie of Figures; but according to those generall rules which we have already set downe; to know in what postures the Heavens were, at those times, when such effects came to passe; that so [where] there is a cleere, and evident consent, and concurrence of events; there a probable rule of Prediction may be inferred. (154f.)

中译

星占家们（若不辜负自己这一行的话）尽可以从可靠的史籍记载中，把一切较大的偶发之事汇集起来：如水灾、瘟疫、战争、叛乱，以及（若国事有需）诸王之死；再来考察天象——不必拘泥于图式的精微，而依我们前面已定下的那些总则——弄清在那些事情发生之时，天体各居何位。这样一来，凡事件之间有清楚而明白的一致与共现之处，便可由此推出一条大致可靠的预测规则。（第 154–155 页）

培根在此提出的，是一套以经验为本、按归纳法搭建的历史研究纲领，所要考察的，恰好就是他方才列举的那些题目——星占预测与择时的正当对象。于是，星占实践的四大门类，培根留下了两门：流年与择时；不过他否定了天宫图从前一项根本的特征，即为精确的时刻而排。

1623 年《论学术之增进》中的星占学改革是培根的成熟之论，《学术的进展》里并没有类似的东西。从这些话的口气、从他在宫廷中始终不稳的处境、从他炽烈的政治抱负来看，他很可能确实沿着这条可望取得洞见——因而取得优势——的路走过，而且是在他亲身涉足的许多领域里。他大概也至少动手试过：对这些由他如此明确有力地倡导的题目，亲自作一番历史考察。

这样看来：开普勒（以及第谷）留下的，是关于星占学理论与实践的讨论，其中包括他们的改革构想；伽利略留下的，只有关于实践的证据；培根恰恰相反，留下的只是一场深切关注改革的理论讨论——虽然处处透着实际操作的意味，这类证据却至今未见。

四　乌尔班八世治下罗马的星占学4. Astrology in Urban VIII's Rome

康帕内拉的辟邪星占法术

原书 p.177最后几例政治火药味极浓的天宫图用法，要求我们回到 1620 年代后期的意大利，确切地说是罗马，去看一组极富戏剧性、也极离奇的事件；事件围绕教宗乌尔班八世Urban VIII，以及众人对他大限之期的推算。乌尔班本人对星占学兴致颇高，高到养成了一个古怪的习惯：为驻在罗马的枢机们排盘，预言他们的死期。可是到 1626 年，他自己也成了这类预言的靶子；及至 1628 年，这类说法愈发缠绕不去。谣言看来是亲西班牙的派系煽起来的，他们想把教宗活活吓死。最凶险的两年是 1628 年——那年一月有月食、十二月有日食——和 1630 年，六月有一次日食 (Walker 1958, 205f.)。

就在这期间，哲学家、先知、当时仍在狱中的异端托马索·康帕内拉，因这些关于凶恶天象的骇人预言，名声传到了教宗耳中 (Ernst 1991, 263ff.)。乌尔班不愿坐以待毙，先把康帕内拉转押到罗马，最后把他放了出来，好实施一套费奇诺Marsilio Ficino式的预防性星占法术。康帕内拉到罗马后不久，于 1626 年末拟定此法；后来它以未经授权的版本刊行，题为《论如何避开星辰所定之命》De fato siderali vitando。²⁶以下是 D. P. 沃克D. P. Walker那段经典描写中的一幕：

他们先把房间封死，不让外面的空气进来，洒上玫瑰醋和别的香料，又焚烧月桂、桃金娘、迷迭香和柏枝。房内挂满白色丝帛，以枝叶为饰。随后点起两支蜡烛、五支火炬，代表七大行星；既然天上因日食而有所亏缺，这些灯火便充作一个不亏缺的替代——就像日落时点上一盏灯那样。Walker 1958, 207

康帕内拉这套辟邪星占法术，很可能就是为这一重要场合而发展出来的；因为在他此前的著作里，找不到任何类似东西的痕迹 (Walker 1958, 209)。1628 年夏，佛罗伦萨与威尼斯两国的使节都报告说，乌尔班与康帕内拉频频密会 (Walker 1958, 206; see also Headley 1997, 108)。1630 年二月教宗的兄弟卡洛去世，乌尔班反倒松了一口气，觉得那股本要落到自己头上的凶恶星力，转而耗在了兄弟身上 (Ernst 1991, 266)。同年，他又让康帕内拉帮了一次忙，这回是要护佑他的侄子 (Walker 1958, 209)。

莫兰迪案与伽利略

原书 p.178伽利略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下，于 1630 年五月带着写完的《对话》Dialogo手稿来到罗马，要为它取得出版许可imprimatur并付梓。²⁷一到罗马，他就受老友奥拉齐奥·莫兰迪之邀赴宴；莫兰迪是瓦隆布罗萨会圣普拉塞德修道院Santa Prassede的院长。²⁸但伽利略并不知道，就在他抵达罗马之前不久，莫兰迪已在手抄新闻上刊出星占预言，说教宗乌尔班及其侄子将死。更麻烦的是，在他抵达罗马之后、二十四日与莫兰迪共餐之前，他自己不知怎么就和这些预言扯上了关系。兹引一份 1630 年 5 月 18 日的罗马手抄新闻avviso中的一段：

原文 · Galilei 1890–1909, XIV, 103（第 2009 号书信）

Galileo, the famous mathematician and astrologer, is here [in Rome] to try to publish a book in which he attacks many opinions held by the Jesuits. He has been understood to say that D[onna] Anna [that is, Anna Colonna, the wife of Taddeo Barberini, the pope's nephew] will give birth to a son, that we shall have peace in Italy at the end of June, and that shortly thereafter Taddeo and the pope will die. This last point is confirmed by the Neapolitan Caracioli, by Father Campanella and by several writings that discuss the election of the new Pontiff as if the Holy See were already vacant.

中译

大名鼎鼎的数学家兼星占家伽利略眼下在此［罗马］，想出一本书，书中攻击耶稣会士持守的许多见解。据了解他说过：唐娜·安娜［即安娜·科隆纳，教宗侄子塔戴奥·巴贝里尼之妻］将生一子；六月底意大利可得和平；此后不久塔戴奥与教宗都会死。最后这一点，另有那不勒斯人卡拉乔利、康帕内拉神父以及若干文字为之佐证——那些文字讨论起新教宗的选举，仿佛圣座已然空悬。²⁹

伽利略对这些传言忧心忡忡，便托朋友米开朗琪罗·博纳罗蒂Michaelangelo Buonarroti（画家的侄孙）径直去问教宗的侄子弗朗切斯科·巴贝里尼枢机Cardinal Francesco Barberini：这些谣言在要紧人物眼里究竟是何观感；同时代为申明，他在星占上并无任何见不得人的勾当。六月初他得知枢机对这些谣言压根不信，这才放下心来 (see esp. letters 2022 and 2030)。

1630 年 6 月 26 日，伽利略离开罗马。不久，七月中旬，莫兰迪被传唤到圣职部，随即下狱。伽利略大为忧虑，向一位共同的朋友打听消息，得到的回答是：莫兰迪这桩案子很大，牵连人数众多，相关消息被封得很紧。看来圣普拉塞德一直是个要紧的据点，专门生产关于当日重要政治人物的星占情报——俨然一所星占政治情报所。莫兰迪被捕后，教堂遭到搜查，果然搜出几十张本命盘 (Ernst 1991, 267f.)。其中有教宗与枢机们的盘；那些最有希望登上教宗之位的枢机，本命盘上还写好了判语，标明各自在星占上的强项与弱点。伽利略与康帕内拉本人的盘，也在这批文书中被发现 (Fiorani 1978, 104)。此外，拉法埃洛·维斯孔蒂Raffaelo Visconti在莫兰迪案审理过程中供称，他、莫兰迪原书 p.179与伽利略近来谈过话，谈的正是星占，或许就在前面提到的那次晚宴上 (Fiorani 1978, 102 [n. 8])。与此案有关的证据，如今在罗马国家档案馆Archivio di Stato存有两千八百余叶，包括那批天宫图、大量书信、圣普拉塞德藏书目录，以及审讯笔录。³⁰

莫兰迪案的余波之一，是乌尔班于 1631 年四月颁布反对星占学的教宗诏书《不可测度》Inscrutabilis，其内容基本重复了西斯笃五世Sixtus V 1586 年那道同类诏书。³¹乌尔班的诏书虽然通盘针对星占学及其从业者，主要关切的却是那些预言教宗及其三代以内血亲consanguinity死期的人——莫兰迪的预言正属此类。顺带一提，莫兰迪于 1630 年稍晚死在狱中；外间盛传死因是毒杀 (Ernst 1991, 270)。这一段公案极有意思，文献又极丰富，足以支撑一部质地饱满的专门研究；然而这项研究至今仍付阙如。³²

阿尔戈利与《论危象日》

如前所述，那两千八百叶证据里有几十张天宫图。此外，还有一大批权贵的盘，收在一部带政治意味的医学教科书里；作者安德烈亚·阿尔戈利是圣普拉塞德藏书楼的常客，后来做了帕多瓦大学的数学教授 (Ernst 1993, 240)。³³事实上，1628 年阿尔戈利那部影响极大的星历表ephemerides——书前有长篇星占导论——初版申领罗马官方出版许可时，正是莫兰迪出具了肯定的审读意见 (see Rutkin 2003, 230)。

临别之际，我们再对阿尔戈利这部教科书《论危象日》De criticis diebus投去匆匆一瞥：初版 1639 年，再版 1652 年。³⁴两版中天宫图汇编的编排方式相同：每人两张盘，一张是本命盘，即出生时刻的星象格局；另一张是致死的那场病发作之时的盘。于是我们手上就有了一部规模可观的医学星占案例集（再版时大幅增补），用以考察要人之死，教宗、枢机、国王皆在其内——这是一项彻头彻尾的违法之举，在那个竞争白热的圈子里却人人趋之若鹜。有了这批天宫图，我们其实就握有一份可供开展历史研究纲领的原始材料——培根式的纲领；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再版中甚至收进了乌尔班八世本人的盘，原书 p.180其时他已辞世。阿尔戈利说不定还读过培根的《论学术之增进》——我们知道莫兰迪的藏书里就有这部书 (see Ernst 1993, 251 [entry 128])。

五　结论5. Conclusion

至此，我们对近代早期文化史图景中天宫图形形色色的用法作了一次小小的抽样。见得最多的自然是本命盘与流年盘，但在各种相关语境——私人的、政治的、庇护的等等——之中，也见到了择时。所查的天宫图里没有卜卦盘，但这一门当时肯定仍在使用。我们也考察了星占学改革的若干侧面。要真正弄清在那个深刻而多重的转型时期里，星占学在近代早期欧洲扮演了何等复杂的角色，还有大量发掘、分析与整合的工作要做。

参考文献References

依全书体例，参考文献照录原文、不译，仅校正扫描识别造成的拼写与重音讹误（详见本节末校注）；条目次序、卷期页码一仍原书之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