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伦星占学在公元五世纪的可能存续

一、引言1. Introduction

原书 p.69公元 475 年与 484 年，东罗马皇帝Zeno芝诺两度遭遇叛乱。两位僭主受拥立称帝时的天宫图horoscope流传至今，文本先后由诺伊格鲍尔与范霍森刊布于 1959 年（第 147 页）、由平格里刊布于 1962 年。平格里推测，这两次叛乱或许与异教徒抵制拜占庭文化基督教化的潮流有关。不过，这批文本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把图中所载的星占推理，与当时可观测行星的实际方位对照起来看，其所依据的星占学恐怕与五世纪的希腊天宫图星占horoscopic astrology关系不大。本文提出另一种假说：两位僭主的星占家所置身的语境，也许是太阳宗教，以及一支尚未断绝的、以观测为本的巴比伦星占传统。若果真如此，这个结论就为古代晚期宗教世界的复杂与多元再添一笔。

二、五世纪的宗教环境2. The Religious Environment in the Fifth Century

罗马帝国晚期的宗教气候相当复杂，基督教与异教的关系无法简单归类。¹例如有人指出，尽管基督徒屡遭迫害、手段有时极其残酷，在不列颠却几乎找不到异教徒与基督徒冲突的证据原书 p.70，反倒有和平过渡的迹象。²再者，到四世纪中叶，基督教内部已陷入苦斗：一边是与国家结盟的公教徒，一边是形形色色的「异端」。北非的汪达尔王国信奉阿里乌派；经年断续的骚扰之后，国王胡内里克（Huneiric，477–484 年在位）下令所有公教徒改宗阿里乌派（Moorhead 1994, 65）。正因为基督教内部如此多歧，才会自 325 年尼西亚公会议起，一次又一次试图确立并强推一套统一教义。此外，在教会当局看来还有一桩不小的麻烦：基督徒改宗犹太教（Cameron 1993, 77）——可见不同宗教群体之间的界线能流动到什么地步。

诚然，异教与基督教之争可以非常酷烈。皇帝奥勒良（Aurelian）把「无敌太阳」（Sol Invictusthe Unconquered Sun）崇拜立为国教，次年即 275 年身死，据说他当时「显然正在筹划对基督徒的新一轮打击」（Salway 1981, 715）。同情异教的马格嫩提乌斯（Magnentius，350–353 年在位）起兵失败之后，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337–361 年在位）于 353–354 年颁行了一系列反异教措施（Cameron 1993, 75），从此成为定例；君士坦丁的侄子尤利安皇帝虽在 360–363 年试图恢复异教的官方地位，也没能扭转这一走向。狄奥多西一世（379–395 年在位）是帝国西部瓦解前最后一位统治全境的君主，对异教的态度极为强硬。他在位期间，基督徒对异教圣所的暴力袭击此起彼伏，并于 391 年和 392 年立法禁绝异教仪典。其治下最惨烈的一幕发生在亚历山大里亚：主教发动信众捣毁了塞拉皮雍（Serapeum），即埃及神祇塞拉皮斯的神庙，据说那是帝国最宏伟的建筑之一。直接后果是 393 年的一场叛乱：领头的尤金尼乌斯（Eugenius）本人是基督徒，却赢得了大批贵族异教徒的支持（Cameron 1993, 75），足见神学与政治的效忠关系有多错综。用约翰·穆尔黑德的话说，「古代晚期的思想文化，受着几股流向各异的潜流的牵动」（1994, 28）。

罗马精英内部也是如此。设在罗马城的元老院，对异教远比历代皇帝友善——彼时皇帝在意大利的驻跸已移到米兰。皇帝们也未必与旧俗为敌：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维持秩序，而对着人数可观的异教人口强行执法，未必符合自身利益。撇开国务考量不谈，异教与基督教之争还牵涉到两套真正对立的宇宙观：异教徒承认星辰可以是通神的一条途径，基督徒则断然否认，坚持灵魂与上帝的关系永远是直接的。原书 p.71基督教在星占学问题上的权威神学立场由奥古斯丁确立。他抱怨说，摩尼教——他自己从事星占时正皈依此教——太接近于崇拜日月，换言之，是崇拜受造物而非造物主（Augustine, Confessions III.6；City of God V.30）。不过，哲学阵营的界线同样流动：奥古斯丁对柏拉图派评价极高，而柏拉图派恰恰是星占学最有力的辩护者之一，尽管他们有时也批评星占家其人，并批评亚里士多德式的宇宙论。³

雅典的柏拉图学园里，异教教学始终维持在很高的水准，也为太阳宗教的哲学辩护者提供了安身之所。卡梅伦指出，罗马帝国晚期基督教在思想上最主要的对手是新柏拉图主义及其领袖人物，其中就有普罗克洛斯（Proclus，412–485）——学园最后几位、也是最负盛名的官方教师之一（Cameron 1993, 80f.）。而对许多人来说，比基督教更可取的替代选项是国家的太阳宗教「无敌太阳」（Halsberghe 1972）。普罗克洛斯传世的作品中有一组颂诗，其中《太阳神颂》（Hymn to Helios）很能说明问题：

听啊，金色的提坦！心智之火的君王，
光明的主宰；生命丰饶之泉那把
辉煌的钥匙，本就归你执掌；
你自高处倾下和谐的洪流，
丰盈地注入物质诸界。
听啊！你高踞于以太诸原之上，
在世界明亮的中轮里为王；
万物都因你至上的权能而充满了
那激励心智的、天意的看顾。
群星之火环拱着你强健的火，
在永不倦怠、永不停歇的舞里，
向大地宽阔的怀抱洒下鲜活的露。
凭着你周而复始、往复不息的运行，
时辰与季节依次升起。⁴ Hear golden Titan! King of mental fire, / Ruler of light; to thee supreme belongs / The splendid key of life's prolific fount; / And from on high thou pour'st harmonic streams / In rich abundance into matter's worlds. / Hear! For high rais'd above th' aetherial plains, / And in the world's bright middle orb thou reign'st / Whilst all things by thy sov'reign power are fill'd / With mind-exciting providential care. / The starry fires surround thy vig'rous fire, / And ever in unweary'd ceaseless dance, / Over earth wide bosom'ed, vivid dew diffuse. / By thy perpetual and repeated course / The hours and seasons in succession rise.

普罗克洛斯新柏拉图主义的宗教格调，及其与无敌太阳崇拜的紧密关系，一望可知。异教与基督教之所以对立得格外尖锐，是因为双方——尤其是伊西斯、狄俄尼索斯与密特拉这几种异教——都「摆出了普世性的主张与姿态，比如许诺拯救」（Elsner 1998, 200；另见 Fowden 1993, 37–60）。原书 p.72平格里认为，巴西利斯库斯与莱昂提乌斯的叛乱可以看作异教对正在崛起的基督教正统的挑战；照此说来，两次叛乱既是个人野心之争，也可放进世界观竞争的脉络里来看。于是，两次叛乱中对星占学的动用，便成了基督教与异教这段复杂缠斗史里的一条潜台词。

三、巴西利斯库斯的叛乱3. Basiliscus's Revolt

诺伊格鲍尔与范霍森、平格里译出的两份天宫图，头一份是为巴西利斯库斯 475 年反抗东罗马皇帝芝诺而起的。此时帝国已陷入旷日持久的深重危机：整个五世纪，它几乎一直在应付日耳曼诸族的大规模迁徙；410 年罗马城被西哥特人洗劫，455 年又在汪达尔人手里重演了一遍。巴西利斯库斯叛乱的次年，即 476 年，罗慕路斯·奥古斯图路斯成为最后一位驻在意大利的皇帝，他的退位通常被视为西部罗马帝国的终点。巴西利斯库斯自己的统治也很短命：他把所有支持者、尤其是主流教会都得罪光了，477 年 7 月为芝诺所败。

巴西利斯库斯的关系网极硬：他是利奥一世（457–474 年在位）的内弟，也是利奥之女、芝诺之妻阿里阿德涅的舅父（Norwich 1988, 165；另见 169f., 174, 178, 206）。他本人并非异教徒，这就使平格里「其叛乱属于异教对基督教的反扑」之说变得复杂；但考虑到尤金尼乌斯叛乱中基督徒与异教徒已有合作的先例，这一说法仍然完全说得通。此外，巴西利斯库斯是个异端——基督一性论者，否认基督的神性——这也是他在拜占庭无法赢得持久支持的原因之一。他那副受过教养、深染希腊风的做派，也隐隐透出几分对新柏拉图立场的同情。倘若天宫图这类史料属实、巴西利斯库斯确曾批准动用星占学，那还会引出别的问题：究竟是他的一性论信仰，还是他可能有的柏拉图倾向，使他敢于动用星占学，而换了一位更正统的皇帝则会断然拒绝？总之，基督教与异教的角力并非两极对峙，而是多面交错，敌友关系相当纠缠。

平格里注意到，475 年 1 月 8 日有一次月食；若把它解读为对芝诺不利的凶兆，或许正是它触发了巴西利斯库斯的举事。加冕的时刻本身，据信是由巴西利斯库斯的星占家择定的，而此人受雇于另一位将军伊卢斯（Illus）。推定与此次择时相关的那份星占文书保存了下来，原书 p.73以一部九世纪晚期的波斯文本的形式传到我们手上。⁵该文本既有据称出自当时星占家之手的原始理据，也有后世波斯星占家的追加解释——说明在他们看来，这个加冕时刻何以极端不吉。文本所给的数据，与一份为 475 年 1 月 12 日上午 9:00、地点君士坦丁堡所起的天宫图相符。此盘（插图 1）用整宫制whole sign houses推算。

原书 p.74不过这批数据有个麻烦：据约翰·朱利叶斯·诺里奇的说法，巴西利斯库斯实际上是在 475 年 11 月才废黜芝诺的（Norwich 1988, 169）。那就只能假定：这份天宫图若真是为某个星占意义上的时刻而起，那么这个时刻虽被认为具有星占意义，却发生在叛乱本身之前。

希腊文本里，这份天宫图被称为一份 katarcheκατάρχη，此词径可译作「起始」。但它同时暗示原型的下降，因而在新柏拉图语境中可能别有分量：这份盘固然是为一桩新事业的启动而起，可这桩事业是带着上天首肯的。文本所给的宫位位置，与「两份天宫图皆按整宫制推算」这一假定相符——在整宫制里，含有 horoscopos 即上升点的那一座的座首，同时就是第一宫位的宫头。

3.1　巴西利斯库斯加冕起始盘评注：475 年 1 月 12 日上午 9:00，君士坦丁堡

这份盘的吉凶两读之间存在张力。先看巴西利斯库斯的星占家认定此刻大吉的几条理由：

1. 金星，最善的行星之一，「位于中天」。其实并非如此；这句话或许指天秤座位置高耸，因为金星主天秤（Ptolemy, Tetrabiblos, I.17, p. 81）。
2. 金星是幸运点Lot of Fortune之主星。
3. 金星是太阳所属三方组triplicity——即土象三方组（金牛—处女—摩羯）——的主星，因为太阳在摩羯座（Ptolemy, Tetrabiblos, I.18, p. 85）。
4. 木星，最吉的行星，「以四分相」照射太阳（即木星在天秤座，太阳在摩羯座）。文本称「这预示权力、显赫与荣光」。⁶

与这一吉断相对，以下几条理由被用来解释巴西利斯库斯何以功败垂成：

1. 太阳弱，落在自 horoscopos（即上升点）起算的第十二宫位。
2. 太阳与降交点（即南月交点lunar node）同座。
3. 原书 p.75火星，凶星，以四分相照射太阳（即火星在白羊座，太阳在摩羯座）。因此，木星四分太阳所预示的权力与荣光，巴西利斯库斯终将失去。
4. 土星，最凶的行星：（a）弱——它落在第六宫位，属果宫cadent，「其影响力递减而为恶」；（b）要紧——它是太阳与 horoscopos 的主星；（c）具毁灭性——它四分火星、对分太阳。
5. 月亮落在死亡的第八宫位。
6. 月亮在处女座，却与处女座的主星水星无相位。
7. 吉星木星被火星的对分相削弱。
8. 此前的那次满月是一场月食，与土星合相，并与火星成四分相。

修订后的结论是：「凡此种种，预示贫困、统治权的丧失与削减，以及争斗、灾祸与苦难。」

说明：原书正文未给出度数，仅给星座与宫位；本表据插图 1 的盘面与 3.1 节的逐条判断重建，供核对论证之用。星座与宫位的对应关系为整宫制：上升点在宝瓶座，故宝瓶＝第 1 宫位，双鱼＝第 2，白羊＝第 3，依此类推。

四、莱昂提乌斯的叛乱4. Leontius's Revolt

484 年，即九年之后、普罗克洛斯去世的前一年，又有一位将军莱昂提乌斯举兵反抗芝诺，作了恢复异教的最后一搏。据文本记载，他听从两位星占家的建议，由他们择定了宣布称帝的时刻；地点在叙利亚的塔尔苏斯，而和巴西利斯库斯一样，他背后的支持者也是将军伊卢斯。芝诺借助东哥特王狄奥多里克之力击败了莱昂提乌斯，事后把意大利赏给了狄奥多里克——彼时芝诺在名义上仍是意大利的皇帝。

这份天宫图连同评注有两个版本传世：希腊文本由诺伊格鲍尔与范霍森译出（1959, 147），波斯文本由平格里译出（1962）。平格里说莱昂提乌斯是在塔尔苏斯加冕，诺伊格鲍尔则说在安条克；而数据与「484 年 7 月 18 日日出时在塔尔苏斯加冕」相合。原书 p.76诺伊格鲍尔与平格里的译笔风格不同，例如诺伊格鲍尔的「水星在 epanaphora」⁷，到平格里笔下成了「水星，以及它何以恰好落在自上升点起算的第二（位）而属果宫……」⁸。诺伊格鲍尔文本中那句「月亮掠过木星之时，金星亦将掠过」的星占含义，同样不甚明朗（Neugebauer and van Hoesen 1959, 147, note 14）。此外，推算本身也有错误：文本误把木星置于巨蟹座 5°，实应为 17°。用 Galeastro 软件重算，上午 5:04 时的上升点为 23°，而诺伊格鲍尔假定的时刻是 6:00。

原书 p.77这份盘和巴西利斯库斯的加冕盘一样，都是为日出时刻所起。这一点首先提示：这是一场太阳宗教信奉者卷入其中的角力；其次提示：星占学是在这一宗教之下安排政治事件的一种手段。此盘（插图 2）用整宫制推算。

4.1　莱昂提乌斯加冕起始盘评注：484 年 7 月 18 日上午 4:42，塔尔苏斯

先来看莱昂提乌斯的星占家最初那份吉断。据文本，这位星占家依下列理由，择定了他心目中可能最吉的时刻：

1. 太阳、火星与木星俱在 horoscopos，即巨蟹座——含有上升点的那一座。
2. 水星在续宫。
3. 月亮在第五 locus（天蝎座），因而与巨蟹座中的诸行星及 horoscopos 结成善缘。
4. 月亮与土星合相——这是一个后果极凶的相位——之后，随即与木星成三分相，这是一次和善的接触（按：文本把木星置于 5°，但推算所得位置为 17°）。

这份判读是在莱昂提乌斯败亡后多久修订的，已不可考；但后世星占家找出了充足的理由，说明这份起始盘何以不吉。他们的看法是：

1. 水星身为当日（星期三）与当时的主星，地位极其要紧，此刻却「陷入被动」，因为它正处在距太阳的大距greatest elongation之上（此后水星相对太阳的速度开始变慢，两个天体也越靠越近）。
2. 水星只成一个相位，即与土星的凶险四分相（自狮子座至天蝎座），预示横死。
3. 金星无从施展其善性，也就解不开水星的被动（金星在双子座，与狮子座的水星本有善缘，但太阳夹在两者之间）。平格里的版本给出的理由不同：《Jami al-Kitab》称金星无力把土星的凶性从月亮身上驱走，因为它自 horoscopos 起算落于果宫，也就是顺时针数的第二位——这一说法颇可玩味，因为通常这些位次是逆时针数的。
4. 原书 p.78月亮既是巨蟹座之主，因而也是 horoscopos 之主，进而还是那三颗号称落位极佳的太阳、火星、木星之主；而它此刻却在天蝎座「落陷」——天蝎正对着它得以擢升的金牛座。
5. 月亮落在自幸运点起算的第十二 locus，也就是第十二 athla阿特拉位，即「恶灵位」（Bad Daimon）。⁹
6. 26° 的太阳与 7° 的月亮成三分相，但 17° 的土星挡住了这份善果。

修订后的结论是：太阳—木星—horoscopos 合相的善效已被压倒，日月二曜之主皆凶，莱昂提乌斯只能统治很短一段时间。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最初的判读还是修订后的判读，都没有考虑一层后来被看作关键的月火关系：月亮落在火星之座天蝎，而火星落在月亮之座巨蟹。同样没有被提到的是，金星此时本应作为晨星升起——对于任何一群守候黎明的太阳异教徒而言，这件事的分量本该重得很。

说明：度数仅正文明确给出者列入（上升点 23°、太阳 26°、月亮 7°、土星 17°、木星 17°）；其余据插图 2 的盘面。木星一栏是本文的一处关键校订：原始文本作巨蟹座 5°，坎皮恩据重算改为 17°——这一改动直接影响「月亮离土星后随即三分木星」这条吉断能否成立。

五、两份天宫图的批判性分析5.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Horoscopes

两次叛乱的天宫图固然可以有多种解读——波斯写本里传下来的那些彼此扞格的判读就是明证——但两份盘里那些致命的征象是无可否认的。然而，任何想要复原五世纪星占家可能依据之规则的尝试，都会受制于三重障碍：文献残缺、意见纷纭，以及我们无从确知成文文本里那套理论架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被星占家付诸实行。还有一重麻烦：传世文本绝大多数给的是本命盘nativity的判读规则，除了多罗修斯与托勒密的寥寥数段之外，几乎没有讨论 katarchai 的。¹⁰尽管如此，仅凭本命判读规则所提供的文献证据，也足以断定这两份天宫图确应被视为不吉。

5.1　巴西利斯库斯的起始盘

原书 p.79传世希腊文献对起始占规则着墨甚少，而且就连这点篇幅，也可能是后来波斯或阿拉伯的窜入。西顿的多罗修斯一世纪的《星占诗篇》——此书无任何希腊原本传世——有一小节教人观察火星的力量，以判定战争的结局。¹¹按托勒密所列的规则（虽然他讲的是本命盘），巴西利斯库斯加冕盘中的火星是强的：它居于本宫白羊座，而托勒密认为这会助长它「具毁灭性而不谐和」的本性（Ptolemy, Tetrabiblos, I.17, p. 81）。可是，火星本身再强，它终究与土星和太阳同处不谐和的四分相中（Ptolemy, Tetrabiblos, I.13, p. 75）。正如菲尔米库斯所写（这也合乎星占学的通行传统）：「若土星与火星同太阳有任何相位，或与太阳同处，便造就背信的伪誓者，因不断被控此罪而潦倒。他们将是饕餮之徒，出没于隐秘的恶所，出言亵渎诸神，并为无休止的、灼人的焦虑所困扰」（Firmicus, Mathesis, Bram 英译, III.v., 16, p. 90）。菲尔米库斯早已斩钉截铁地声明：评议皇帝的天宫图不但不当，而且在神学上根本不可能；¹²若非如此，他本可以顺带提一句：太阳是皇帝一个普遍而极其公开的象征，自尼禄头一个把自己戴着金色光芒冠的形象铸上钱币以来便是如此。到四世纪，日—帝之间的这层对应已是帝国图像学中公认的一环。据弗格森记述——他写的是菲尔米库斯之前紧邻的那个时段——皇帝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305–306 年在位）平定僭主阿莱克图斯、重返不列颠之际，「他所铸的那枚大纪念章宣告他是 REDDITOR LVCIS AETERNAE，永恒之光的复归者；这不过是换一种说法讲皇帝的日出」（Ferguson 1972, 55）。弗格森还说，君士坦丁一世也沿用了这套日—帝对应，对他而言太阳实际上就是一位盟友。

关于这份天宫图，无论还能说些什么，有一点是明摆着的：太阳正入相位applying去对分凶星土星——无论那颗土星本身多弱——同时又四分凶星火星；肯在这种时刻替巴西利斯库斯择定加冕的星占家，只可能是盼着他倒台。另一种假说是：这些星占家的首要关切根本不是希腊化星占学那套繁复技法，而是对夜空的观测。

5.2　莱昂提乌斯的起始盘

原书 p.80莱昂提乌斯加冕的天宫图，正如那份吉断所称，的确含有吉利的征象，而且在同时代文本里找得到旁证。例如菲尔米库斯（大约写于 334 年）说：「土星在第五宫位，若为昼生，将造就君王与领袖，极有权势之人。但若太阳正在上升点的度数上，而土星与渐盈的月亮结成合相，则预示福运不绝、权势隆盛」（Firmicus, Mathesis, III.ii.10, p. 76）。可是，把《星占八书》当作五世纪天宫图判读的可靠指南，是有问题的：菲尔米库斯这部书似乎通篇由例证堆成，而这些例证个个具体到难以一般化。就说上面这段，同一节稍后就被直接推翻了——那里说「若渐盈的月亮与土星有相位、或正向土星行去，则预示母亲守寡，女眷之家愁苦不绝」（Firmicus, Mathesis, IV.ii.1）。菲尔米库斯还给后一例补了一笔：带此配置出生的人将在神庙供职，会失去遗产，但日后凭一己之力挣回——可见他是想从孤例里推出通则。至多只能说：这份天宫图的征象是含混的；而正如西顿的多罗修斯《星占诗篇》中那几条极简略的兴事规则所显示的（Pingree 校订并英译，V.30.1–2, p. 290），吉象与凶象在此彼此抵消。

月亮与土星同在天蝎座、成三分相，这是和顺的相位，此事无疑（Ptolemy, Tetrabiblos, I.13, p. 75）。可月亮落在火星之座天蝎，又与土星合相，这一层的严重程度足以把莱昂提乌斯的胜算彻底毁掉。尽管我们有理由怀疑菲尔米库斯，他关于月亮与土星成相位的判读却合乎当时的星占学。¹³土星与火星，说白了就是凶星（Ptolemy, Tetrabiblos I.5, p. 39）。瓦伦斯对火星、土星与其他行星之相位的判语，无一例外都是恶断（《选集》第四卷，Robert Schmidt 英译, 20 及 22, pp. 50–52, 54–56）。多罗修斯写道：「若有凶星与它〔月亮〕同处或照射它，便会斩断〔其人的〕指望」（《星占诗篇》, I.21.ii, p. 224）。写作于一、二世纪的雅典的安条克把这一点说得更死：「当月亮正与克罗诺斯〔土星〕合相，则万事皆遇阻」（Antiochus of Athens, The Thesaurus, Robert Schmidt 英译, II.1, p. 40）。更糟的是，托勒密在讨论寿数的星占征象时写道：「凶星土星与火星所在之处，主毁灭……」（Ptolemy, Tetrabiblos, III.10, p. 283）。原书 p.81土星在天蝎座——它在那里一待就是两年多——本已够糟；按多罗修斯的说法，「若土星在火星之家〔即火星之座〕，则其人于己事与他人之事上皆多蹇滞」（Dorotheus, Carmen Astrologicum, I.21.ii, p. 224；II.28.2, p. 231）。月亮再落到同一处，麻烦就叠加了：月亮在天蝎座即处于其「落陷」（Ptolemy, Tetrabiblos, I.19, p. 89）。分宫制的选择又添一重变数。本文起盘用的是整宫制，太阳、金星与木星因此落在第一宫位；倘若改以 horoscopos 的度数为第一宫位的起点，这三颗星就都落进了不吉的「恶灵之宫」（Cacos Daemon 或 Malus Daemon）（Ptolemy, Tetrabiblos, III.10, p. 275；Firmicus, Mathesis, II.xix.13, p. 51）。话虽如此，单是天蝎座里那个月土合相，就足以把莱昂提乌斯推向灾难。而这样一个凶险的配置，只消把加冕推迟几天便可轻易避开：十天之后，月亮将进入双鱼座，重新与巨蟹座的诸行星成三分相，而且这一回连土星也一并三分。正如雅典的安条克所写，月亮三分土星宜于营建、植树与交合；三分木星时则「诸事皆宜」（Antiochus, Thesaurus, II.1, pp. 40f.）。

从天宫图星占的角度看，据称为巴西利斯库斯与莱昂提乌斯的称帝所择的这两个时刻，都有严重的破绽。前者把太阳放在第十二 locus（宫位），四分火星与木星，对分土星；后者则把一颗失势的月亮放在天蝎座，与凶星土星合相。既然判断一份天宫图吉或不吉，从来都要在或然性的天平上权衡吉凶轻重，那么坦白说，这两份天宫图不大可能是依天宫图星占的规则择出来的。有一点是清楚的：无论这两份天宫图的来历如何，倘若择定它们的星占家真是依着希腊化星占学那套成文规则行事，其用意就只能是要把叛乱的大业断送掉。

这个两难有几条出路。其一是：这些文本原本是星占家事后评注各自那份天宫图，而非事先择定它们。也就是说，这两份盘并非在叛乱当时起出，而是后来倒推算出，再被想当然地当成了择时的结果。不过，如果我们接受「加冕时刻确实是择定的」这一说法是可靠的，那就浮出另一种可能：天象的实际面貌，比天宫图星占的规则更要紧。

六、现象学6. Phenomenology

原书 p.82诺伊格鲍尔与范霍森，以及平格里，讨论巴西利斯库斯与莱昂提乌斯叛乱天宫图时所据的是文献史料。两例之中，这些文本确实出自为各自僭主效力的星占家之手——这一点都是凭写本证据被接受下来的。然而，把这些文本放回更广的文献语境——放回希腊星占学的教程性著作——去考察，就会发现：任何一位依希腊化天宫图星占规则行事的五世纪星占家，都不会择定这样的时刻。

另一种假说是：如果僭主们确实雇了星占家，那么这些人凭的是对天空的直接观测。这一论点可以在现象学phenomenology的应用中找到支撑：即便站在现代视角，我们仍有可能体会五世纪星占家面对一片壮丽的黎明前天空——尤其是天上悬着一颗醒目的金星——时的真实经验。¹⁴二十世纪初率先阐明现象学原理的胡塞尔曾主张，理解「我」——个体那主观的、内在的、往往超越性的经验——是关键所在（1972 [1913], 7）；而照特威斯与康瑟的说法，其目标是「从一个宗教传统自身的立场出发，对其生活形式获得质性的理解」（1992, 27）。这一模型正在进入考古学思维，并由此进入当代考古天文学。举例来说，蒂姆·罗宾逊在记述爱尔兰西部一处青铜时代遗址时便声称，他之所以能更好地理解该遗址的用途与功能，是因为他在同一片地景中亲历了一次格外壮丽的日落（1996, 201）。晚近，克莱夫·拉格尔斯把这一路数引入考古天文学研究，并援引了洛杉矶格里菲斯天文台台长埃德·克鲁普关于在巨石阵体验至日的一段话。克鲁普写道：

人应当特意亲临现场。天象是在具体处境中发生的。当你看见地景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你对它的了解就多得多了。用仪器测定一座建筑的指向当然是可行的，但光与影的微妙、地平线的细部、实地观测的种种困难，以及一处遗址更多的主观面向，都只有亲身在场才体会得到。¹⁵

拉格尔斯本人补充说：「同样，通过在今日的地景中行走，我们可以试着去体会史前时代生活于其中的人所经验到的、纪念物与地景地貌之间的关系格局」（Ruggles 1999, 151）。他也承认，原书 p.83我们永远无法确知：当我们仰望一轮格外皎洁的满月时，感受是否与史前的观测者相同；但他仍主张「这个想法在脉络性的诠释中值得认真对待」（同上）。而巴西利斯库斯与莱昂提乌斯叛乱的那两份天宫图，正需要这样一份认真对待。

阿尔弗雷德·舒茨在论社会学的现象学时主张，现象学是一切哲学思考的源头：「现象学寻找一切哲学思考的真正开端；它期望，一旦充分展开，它将终结于一切传统哲学的起点」（1979, 54）。赫尔穆特·瓦格纳补充道，现象学的「出发点，见于那个有意识的人的经验——他生活并行动于一个『世界』之中，而这个世界为他所觉知、所诠释，并对他有意义」（1979, 5）。那么，循着舒茨与瓦格纳的思路便可以主张：关于五世纪星占家的意图，夜空的见证、尤其是一颗格外明亮的、正在升起的金星，也许比希腊化星占学那套抽象的诠释架构透露得更多。正如尼尼安·斯马特所主张的，目标应当是对五世纪星占家的世界观获得一种「价值饱满」的领会（1973, 21）。替巴西利斯库斯或莱昂提乌斯做事的星占家，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里：行星仍可能被视为神明，它们的偕日升heliacal rising仍可能被当作太阳——「无敌太阳」，普罗克洛斯笔下那位「金色的提坦」——的先导；而这些征象所传的讯息，仍可能远比星占文本里那些繁复判读来得直接而有力。因此，真正指引他们工作的，也许是他们在五世纪那个世界里的亲历经验，是他们面对一片璀璨的黎明前天空时那份神圣敬畏numinous awe，而不是希腊化天宫图星占的成文规则。无论星占文本怎么说，星占家最原初的知觉，他们的「真正开端」或「出发点」，就是他们对黑夜让位于黎明这一刻的经验。

七、黎明前的天空7. The Pre-Dawn Sky

巴西利斯库斯加冕的时刻定在清晨，莱昂提乌斯的则定在日出。从两份天宫图不难看出，两次事件的黎明前天空里都会有一颗醒目的金星。莱昂提乌斯叛乱那天的黎明前天空最为壮观：水星、木星与金星俱在升起。若把莱昂提乌斯加冕的时刻从日出提前到破晓之前，那么这三颗行星都会正在升起、清晰可见。插图 3 呈现的就是加冕那天早晨可见的黎明前天空（由 Starlight 1.0 版生成）。

金星此时的星等高达 −3.2，特别明亮。放在巴比伦——更确切地说是近东——星辰宗教以伊什塔尔崇拜的形式延续下来的脉络里，这一点意义重大（Green 1992, 59, 62f.）；金星崇拜与星占实践相结合，是近东宗教文化里一个经久不衰的特征。亚述时期、大约公元前七世纪，有一块泥板留存下来，上面星占家写给他的君王：

既然金〔星〕在此〔地〕闪耀，〔正是我行敬拜的〕良〔时〕。」我主我王〔已〕知，「监工之妻」的〔金星〕仪式正在举行……上述……；如今金星已〔在其（推算所得的）现身之〕时刻升起。〔今〕日宜〔于〕行……。Hunger 1992, 31, p. 23

公元二世纪，托勒密记载美索不达米亚与伊朗尚存对「以伊西斯之名相称的金星」的崇敬（《四书》, II.3, p. 139）；而金星崇拜看来一直延续到伊斯兰时代，见于以哈兰为中心的那种星占—赫尔墨斯宗教。¹⁶也就是说，孕育巴比伦星占学的那个宗教语境——包括金星崇拜在内——在近东一直存续到罗马晚期之后很久。

7.1　巴西利斯库斯的叛乱

原书 p.85除了金星作为晨星的醒目在场之外，巴西利斯库斯举事时的夜空中还有若干可能重要的景象。木星极其贴近角宿一（Spica）；虽然在那一夜它会被月光部分掩没，但在此前几天必定非常显眼。不过，这一事件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它之前的那次月食——文本中对此有所评论。插图 4 便是为 475 年 1 月的那次满月所起。

这次食在凌晨时分应当可见。月亮在巨蟹座，其最显著的行星关系是贴近凶星土星。《埃努玛·安努·恩利尔》里的月食预兆并不提行星原书 p.86，只关心食发生的日与月，以及诸如颜色、伴随天气之类的现象学考量（Rochberg-Halton 1988a）。上呈亚述诸王的月食奏报同样不提行星（见 Hunger 1992）。不过，从预兆文本与食报两方面都看得很清楚：一次食对国王而言是压倒性的凶兆。

巴比伦的食占传给古典世界晚期的一条间接途径，是一批由《埃努玛·安努·恩利尔》衍生出来的文本。它们在波斯统治时期、约公元前六或五世纪被引入埃及并适应了当地条件（Parker 1981, 723），随后被赫菲斯提翁在《效验书》中转述。这些文本此后可能又在公元二、三世纪经过编订。关于巨蟹座的月食，赫菲斯提翁恰好只有这么一句评语：「叙利亚的统治者将与另一位统治者冲突，某个大人物将被摧毁，而那位首领将被众人所弃」（Hephaistio, Apotelesmatica, I.21, p. 46）。有可能是这样：如果这段文字当时仍在流传，巴西利斯库斯的星占家便会把芝诺认作「叙利亚的统治者」，从而把这次食看成对自家王位候选人有利的吉兆。

7.2　莱昂提乌斯的叛乱

巴西利斯库斯加冕之时，金星是一颗明亮的晨星，这或许被当成了吉兆。然而在莱昂提乌斯称帝之际，金星、火星与木星俱为晨星，轩辕十四（Regulus）则是昏星。此外，天狼星正在升起（其偕日升应在数日之前），猎户座亦十分醒目。因此，可供诠释的可能性要复杂得多。相关的文本会涉及：轩辕十四下落，金星、火星、木星在巨蟹座或双子座升起，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举例来说，若查考星占家上呈亚述诸王的奏报，就能找到几段关系极为紧密的文字。例如：

若木星追上并越过轩辕十四，赶到它前面；（而若）此后被木星越过、落在其后的轩辕十四又追上并越过木星，向其下落之处行去：将有争竞；有人将崛起并夺取王位，异文作：国土将有忧患。Hunger 1992, 279

木星并未做出所要求的那套动作，但它当时贴近轩辕十四，只不过它是晨星而后者是昏星。不过，这份上呈国王的奏报，也可能是从一条关于木星与轩辕十四的更一般的预兆改写而来的。

火星方面提供的信息则少些歧义。公元前七世纪，巴比伦星占家阿卡兰努（Akkallanu）上书亚述皇帝说原书 p.87：「或许会有人如此上〔书〕我主我王：『若一颗异星（即火星）逼近巨蟹座：统治者将〔死〕』」（Hunger 1992, 101.6–8, p. 60）。又如：「若一颗异星〔逼近〕巨〔蟹座〕；统治者将死」（Hunger 1992, 452.6, p. 255）。再如：「火星已抵巨蟹座；〔王当〕知之，并谨慎行事，直至它离去」（Hunger 1992, 380.4, p. 218）。以及：「〔若〕火星又自狮子之首逆行，触及巨蟹与双子，其解如下：西境之王的治世告终」（Parpola 1993, 9）。

就本例而言，火星并未逆行，但它刚从双子座移入巨蟹座。关于金星与木星，一位不知名星占家的书信报称：「〔若金星〕逼近〔木〕星：西境之王〔将见毁灭。……逼近：国土将与王为敌，兄弟相仇〔　〕。」¹⁷又：「若木星越至金星之右：一位强者将征服古提之地（即北方）」（Hunger 1992, 448.1, p. 251）。还有一条，或许颇能鼓舞异教叛党：「若木星与金星同行：国中将有向诸神的祈祷」（Hunger 1992, 244.r.2, p. 136）。

巴比伦假说面临若干问题，其中最要紧的一条是：除食占之外，没有任何文本被直接移植进希腊化星占学的证据。不过，楔形文字文本与希腊文本之间确有一些可作比照之处；例如菲尔米库斯·马特尔努斯说，火星与巨蟹座成相位时会出现「各式各样的危险」（Mathesis, VIII.ix.2）；论及木星与金星时他又写道，生于二者合相之际的人「在宗教仪典上虔敬」（Mathesis, VI.xxiii.4）。可这些例子未必就意味着直接传承。然而现象学的论证——夜空或旭日那份神圣力量的冲击——为「观测式星占学延续不绝」这一判断增添了分量。旁证还有：犹太教实践中对观测新月月牙的坚持（伊斯兰教承袭并延续了这一宗教义务）。

八、巴比伦星占学的存续8. The Survival of Babylonian Astrology

有一种流传甚广的看法认为，希腊星占学在概念基础与技术应用两方面都与巴比伦星占学根本不同；这一意见弥漫在整个星占学史的文献里。¹⁸然而，弗兰切斯卡·罗赫伯格已经论证了巴比伦星占学与希腊星占学之间在技术上的若干连续性（Rochberg-Halton 1988b），原书 p.88亚历山大·琼斯则记录了巴比伦天文学——也就是从事星占所必需的那套推算——对希腊化天文学的影响（Jones 1997, 1993, 1996）。大卫·平格里的论证很有说服力：巴比伦的月亮预兆与食预兆后来被吸收进这样几部文本——维提乌斯·瓦伦斯二世纪的《选集》、底比斯的赫菲斯提翁四世纪的《效验书》，以及约成于 550 年的吕底亚人约翰《论征兆》（Pingree 1998）。赫菲斯提翁书中某些段落显然是巴比伦传统的孑遗，比如对食与彗星颜色的研究，以及气象预兆（Hephaistio of Thebes, Apotelesmatics, Robert Schmidt 英译, I.25–26）。平格里还在拜占庭的阿莱克修斯 1245 年所作的《但以理启示录》希腊文译本中，指认出源自《埃努玛·安努·恩利尔》——那部公元前七世纪的亚述大编集，汇总了巴比伦星占预兆文本——的段落。此书在 660 年代之后已有阿拉伯文本，而在罗马晚期、甚或更早，也曾以希腊文流传。平格里记述道，收入阿莱克修斯译本的段落包括「对日食与月食、二曜周围的晕、新月、彗星、流星、虹、光耀、天色泛红、雷、电、雨、雹与地震的诠释」（Pingree 1998, 134）。

当然，巴比伦星占学与希腊星占学的技术程序之间存在重叠。星占学的法典化——包括出生盘的形成，以及由十二个三十度星座构成的黄道带的形成——最终结出了一世纪以降传世希腊文本中那套繁复规则；而这一过程早在近东希腊化之前就已开始，看来是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波斯统治下发端的。¹⁹在巴比伦星占学与希腊化星占学之间，唯一可以稳妥作出的区分是：巴比伦这门技艺极其倚重直接观测，而希腊化这门手艺可以凭表推算。除非有朝一日能复原巴比伦祭司贝罗索斯（Berossus）约公元前 280 年在科斯岛教给希腊人的那套星占学（Vitruvius, De Architectura, 9.6.2），否则我们对希腊人究竟给星占学添了多少独有的贡献，绝不可能有确切的把握。事实上，证据显示：在贝罗索斯设帐授徒两百年之后的公元前一世纪，观测式的巴比伦传统仍然兴盛。西塞罗记载说，迦勒底人——他特指巴比伦传统与巴比伦族裔的星占家——活跃于叙利亚，以其星辰知识与令人叹服的智识素养著称（Cicero, De Divinatione, I.i.2；I.xli.90–xlii.93）。波斯祭司集团麻葛（magi）同样活跃于整个中东，并定期在包括山巅在内的圣地聚会举行占卜；我推测——依据是他们出现在基督降生的故事里——这些活动应当包含星占咨询。原书 p.89这类预言，与地中海和中东政治决策中不可或缺的卜筮、神谕解释、雷占与异象解释，恐怕本就分不开（Cicero, De Divinatione, I.vi.12；I.xliii.95）。而据死海古卷中的证据可知，这些做法在公元一世纪也浮现于犹太文化之中。以下两段出自一份传世星占文本，颇具代表性：²⁰「若在金牛座打雷，则世〔上〕（有）动乱……」；「若你看见月亮朝南直立，而它另一只角朝北倾斜，当以此为兆：谨防灾祸；忧患将自南方而出。」

希腊化时期没有讨论金星观测的文本传世，而在楔形文字文献与希腊文献之间作比较也颇成问题。约公元前 1700 年的金星泥板称，金星在东方复现意味着国王之间和解的讯息；把这一说法与伪瓦伦斯所说「当阿佛洛狄忒之星〔金星〕来到 Horoscopos 上，它造就欢欣与好兴致」²¹联系起来，真的可行吗？不过有一点主张仍属合理：既然观测式的巴比伦星占学与金星崇拜双双存续，那么金星在黎明前或入夜之初的天空中现身，在罗马治下的近东仍具有星占意义。

平格里着眼的是巴比伦预兆文本被直接吸收进希腊著作；而除此之外，巴比伦星占学的原则还有一种更隐微的吸收方式。譬如赫菲斯提翁描述过一种技法，显然是巴比伦原则的改造，他把它定名为「持矛护卫spear-bearing」（Hephaistio, Apotelesmatica, I.17, p. 35）；说穿了，持矛者就是正在升起的行星。莱昂提乌斯加冕之际，吉星木星（或许还有金星与火星）正是太阳的持矛护卫，紧赶在太阳之前升起。可见希腊化星占学至少在某些方面保留了直接观测的原则。

同样重要的是，巴比伦人那套星占学的理论模型也存续了下来。用加德的话说，巴比伦人把星辰看作「上天的书写」，事情的关键是解读神意、神恩或神怒的征兆，人随后可据以回应（Gadd 1980, 57）。人们常说，希腊星占学以一套机械论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原因与影响模型取代了预兆与征兆，因此希腊星占学与巴比伦星占学必然是根本不同的两种实践（例见 Rochberg-Halton 1988b）。然而，「星占即征兆」的观念并没有被「星占即影响」的理论取代，而是与之并行不悖。塑造了罗马晚期柏拉图主义的普罗提诺，就把巴比伦式立场表述得最为有力——他怒气冲冲地否定了原书 p.90行星是「原因」的说法，主张它们只是「征兆」。²²因此，巴比伦星占实践可能的存续，还有巴比伦星占意识形态在最高智识层面——在柏拉图学园里——的延续与之相配。

九、结论9. Conclusion

异教僭主巴西利斯库斯与莱昂提乌斯称帝的两份天宫图具有史学价值：它们所属的年代，正是西部罗马帝国解体、东部帝国转向其拜占庭希腊身份的时期。然而，若说这些星占家用的是诺伊格鲍尔与范霍森、平格里所译评注中所暗示的那套希腊天宫图星占规则，实在极难置信。因此必须考虑别的解释。本文主张，一种取法现象学原理的进路，应当把两件事纳入进来：考察可见的天空，以及体认一场壮丽天象所能激起的神圣敬畏。据此可以提出：理解文本所载那些星占时刻的钥匙，不在希腊星占文本所惯用的抽象诠释程序，而在一支尚存的、以巴比伦实践为特征的观测式星占传统——它与星辰宗教相连，并在新柏拉图主义所提供的哲学语境中枝叶繁茂。如平格里所示，巴比伦的食预兆与月亮预兆存续到罗马与拜占庭时期，是有文本证据的；但除了「升起的行星很要紧」这类笼统观念之外，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一套巴比伦行星星占的文本传统延续到了五世纪。本文也讨论了巴比伦星占学与希腊天宫图星占学在诠释框架上有无连续的可能。不过，本文的看法是：就五世纪星占家的意图而言，重建黎明前的天空所能提供的证据，比文献史料更为有力。这样一种观测式星占学若真的存续了下来，那么在古代晚期宗教格局之复杂这一背景下，我们对「以天空为本的异教信仰如何被用于政治」的理解，就又多了一个维度。²³

参考文献References

原书 p.91下列书目按原书原样保留，不作翻译；分「古代作者」与「近现代文献」两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