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格里皮娜在等什么？

引言：那一夜与那一个钟点Introduction

原书 p.37凡熟悉古典时代的读者，都听说过那个著名的夜晚：阿格里皮娜Agrippina担心她那位当皇帝的丈夫克劳狄乌斯Claudius会重新对亲生子女、尤其是对布列塔尼库斯Britannicus动起父爱，从而危及自己儿子尼禄Nero的处境，于是决意下手，毒杀皇帝，好让儿子早日登上大位。克劳狄乌斯是不是死得比预期还早？据史家所记，那一夜的后半和次日整个上午，都花在拖延时间、封锁消息上：尸体被裹进毯子；元老院被召集起来，等着一条重大消息；阿格里皮娜自己「仿佛悲痛得支撑不住，四处求人安慰，把布列塔尼库斯紧紧搂在怀里，……不让他和几个姐妹走出房门；她还一次次放出话来，说皇上的病情正在好转，……以便拖到星占家一口咬定的吉时到来」——塔西佗如是写道。「终于，在十月十三日正午，宫门骤然大开，……尼禄走向卫队，在欢呼声中被抬起，最后被送到禁卫军营，众人向他致敬，呼为『统帅』。」以上便是塔西佗对这桩实为coup d'état（政变）之事的简述。¹苏埃托尼乌斯对那一夜给出了两种不同的说法，但在本文最看重的两点上他与塔西佗相互印证：登基发生的钟点，以及原书 p.38阿格里皮娜确实在等一个确定的时刻——尽管他并未明说星占家。²

星占家在尤利乌斯—克劳狄王朝Julio-Claudian dynasty宫廷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前人早已论之甚详；³可是与那盘「格外肥美的蘑菇」上撒的毒、与那一夜的重重曲折相比，尼禄登基的具体情形反倒少有人过问——虽然塔西佗与苏埃托尼乌斯都留下了相当精确的信息。事实上，只有加拿大法语学者 P. Brind'Amour 一人试图查明：星占学究竟能为这两位拉丁史家的记述提供什么样的佐证。⁴他在十三年前给出的答案，在我看来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因此本文打算把这件事再往下追一追。

一、历史与星占学：一场「政变」的故事1. History and Astrology: The Story of a “Coup”!

从许多角度看，尼禄之入承大统都是一个好例子，可以用来说明历史与星占学astrology之间那种既有趣又棘手的关系。问题的主要成分有二：其一是历史情境，其二是在此情境中星占家astrologer所扮演的最具影响力的角色——由他们来定夺行动的最吉时刻。因此，从本书的关切出发要问的是：塔西佗与苏埃托尼乌斯的记述里究竟含有多少星占学的分量？星占学能否印证或解释这一情境中的某些细节？它是否有助于我们看清这段史事背后的东西？

历史情境是清楚的：趁着克劳狄乌斯最信任的宫廷释奴纳尔基索斯不在，阿格里皮娜在极短的时间内（几天？几个钟头？）定下了谋杀克劳狄乌斯的主意。死状必须看起来是自然的；正因如此，毒才撒在蘑菇上——那是克劳狄乌斯极爱的一道菜——指望他看上去像是食物中毒而死。原书 p.39但药力似乎不奏效，众人惊慌之下决定再补第二剂更快更猛的毒药，好让结局来得快些。克劳狄乌斯究竟死于何时？苏埃托尼乌斯在其中一种说法里写的是「天将破晓时」，⁵不过我们不妨合理地假定还要更早些，是在下半夜。显然，阿格里皮娜和她那一圈人并不能完全掌控死亡的时刻。可是另一方面，「迦勒底人」——也就是星占家——已经交代过：尼禄必须等到正午才能被拥立为新皇帝。于是就有了那八九个钟头：必须对皇帝的死绝对封口，并把「情况危急，但我们仍抱希望……」这出戏一直演下去。

星占家在阿格里皮娜的圈子里占有一席之地，并不出人意料。我们知道她多次向他们问计：自提比略朝以来，宫廷星占家一直充当皇帝的顾问，而星占学要么被当成武器——用来除掉敌人，除掉在权位或婚姻上碍事的人——要么被当成工具，用以保住自身的前程。⁶在这些秘密顾问当中，就有提比略那位名星占家特拉叙洛斯Ti. Claudius Thrasyllus的儿子或孙子巴尔比路斯Ti. Claudius Balbillus；巴尔比路斯本人也是位有学问的人（他的著作今天还有若干残篇传世，多半论寿限⁷）。如果那个「尼禄将会称帝、并将弑母」的预言确实出自他之口，那么他归入阿格里皮娜一党已有些时日；此后他又在尼禄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里为其出谋划策。克劳狄乌斯死的那一夜，定下新朝开端之最吉时刻的，是不是巴尔比路斯？这看来相当可能，因为一年之后，即公元 55 年，他出任埃及行省长官——这或许正是对重大功劳的酬报。

指出行动的最吉时刻，本就是星占家的本职工作：这门技艺叫做择时占electional astrology，或称起始占catarchic astrology，⁸它要考察的是某一瞬间的天象格局对一桩事业成败的影响。着手做某事之前——出门远行、放血、结婚、建城——都得先知道它最吉利的时机。有了这样的知识，人人都能在命定fatalism与自由意志free-will之间求得两全：既然知道某一时刻天上会是什么局面，人就可以自由地决定做还是不做。无论多么琐碎的举动，还是多么重大的决断，星占顾问所起的作用都至关紧要。

两种记述给出的新朝开端时刻是一致的：塔西佗说是正午，苏埃托尼乌斯说是第六时与第七时之间原书 p.40——也就是过午不久。⁹

在星占的语境里，把时刻定得这样死，所指的要么是月亮的位置——月亮比其他行星走得快——要么就是上升点ascendant，即东方地平线上正在升起的那一段黄道；而上升点一变，四个四轴点centra也就随之全变。月亮可以排除：它走得再快，一个钟头之内位置也不会有明显变化；相反，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的星座，也就是上升点（ASC），一直在变，大约每两小时换一座，有时快些，有时慢些。而整张盘正是架在它之上的：星占家在寻找一个精确时刻时，心里想着的肯定有它一份。¹⁰

二、公元 54 年 10 月 13 日是一张「登基盘」吗？2. Is the 13th of October 54 CE a “Coronation Horoscope”?

盘面：现代算法与古代读数

为公元 54 年 10 月 13 日正午的罗马排一张天宫图并不难。Stephan Heilen 核对了 Brind'Amour 所给的位置，以下是准确的结果（见插图 1）：

来源：原书 p. 40 正文所列，及插图 1 图注（黄经由 Stephan Heilen 以 Galiastro 4.3 计算）。右栏为作者为公元一世纪星占家复原的读数，依据是恒星黄经约比回归黄经高 5°，参 Neugebauer and van Hoesen 1959, 182。校订：原文在正文里把水星与日、金并列为「天秤座 22° 或 23°」，但水星的回归黄经是天秤座 0°，加上 5° 岁差应在天秤座 5° 上下，本表按算式标出，并保留原文的星座归属。中天与幸运点两项仅见于正文，插图 1 的图注未列。

在这些位置之外，还可以加上幸运点Lot of Fortune，在天秤座 3°。

但若要像公元一世纪的星占家那样把天象画成图，就会撞上好几重困难。第一，计算机算出的行星位置是回归黄经tropical longitude，比古代星占家所用的恒星黄经sidereal longitude约低 5°。这一点上，Neugebauer 的疏解（第 182 页）不可不读。可以设想，譬如巴尔比路斯会给出如下位置：日、金、水在天秤座（22° 或 23°，比 18° 更可能）；月亮（实则在巨蟹座最末几度）在狮子座 1° 或 2°；土星与木星在白羊座；火星在天蝎座；上升点在摩羯座之初。

原书 p.41第二重困难关乎四轴点与星占学上的「宫位」（loci）的定位：上升点—下降点Dysis这条轴（升起点到落下点）算起来容易，中天MC（上中天）—天底IMC（下中天）这条轴就难办些。按通常做法，星占家似乎习惯把四轴点每隔 90° 摆一个（Hübner 2003, 15），全不管天文实情如何——实情是：黄道以或大或小的斜角升出地平，地平圈与子午圈几乎从来不会把它切成四个相等的象限。这带来一个重要后果：如果上升点在射手座 27°，那么在古代那些不够精细的星占家看来，中天多半就落在处女座 27°；而按现代算法，据 P. Brind'Amour 是天秤座 18°，据 Heilen 更精确的计算（针对 12:00）则是 21°27′。出于同样的道理，十二个「宫位」各自的跨度似乎都取固定的 30°，起算点或取上升点，或取宫头前 5° 或 10° 处。更常见的做法，是让一整个黄道星座对应一个宫位。直到二世纪托勒密之后，四轴点的精确定位与不等分宫位的数学问题才被清楚地界定并解决（Neugebauer and van Hoesen 1959, 8）。不过，一旦人们知道了各星座并非每两小时均匀升起一次、而与地球纬度有关（Manilius, Astronomica, III, 218–246），那么从一世纪起，要在给定时刻更精确地算出哪一座正在中天、而不必满足于寻常的 90° 法，就完全办得到了。借助上升时表anaphorai（Manilius, Astronomica, III, 385–442），哪怕一位寻常星占家（更不用说阿格里皮娜身边那些全副本领的顾问）也能算出：正在上中天的是天秤座而非处女座，而日金合相离中天（上中天）极近。

吉象：日金合相、天秤座与摩羯座

这样一来，这张天宫图的解释就清楚多了：据 P. Brind'Amour，日金合相conjunction位于第十宫、正好压在中天上（18°），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解释为什么选中了这个精确时刻。¹¹他的论证到此打住，落脚在「一个光荣而吉利的治世」这一前景上。这样看来，10 月 13 日似乎确是称帝的吉时，一张完美的「登基盘coronation horoscope」，¹²预许光荣与幸福。可是 Brind'Amour 漏掉了两个要害细节：上升点的含义（他算得是射手座 24°），以及苏埃托尼乌斯明说这一天是凶日。我们先处理后一点。

为这一时刻所排的盘，究竟和「登基盘」有没有关系？Brind'Amour 点出了最醒目的一处，即金星离中天极近。他本还可以补上太阳也在同一宫位，¹³以及日金合相原书 p.42本身也相当吉利：

Si Sol et Venus pariter collocati in eodem signo constituti aequabili societatis potestate iungantur, facient quidem homines gloriosos, et qui desiderata omnia facillimis rationibus consequantur.

「若太阳与金星并置于同一星座，以势均力敌的结合之力相联，则将造就荣耀之人，并使其以最省力的方式得偿所愿。」

Firmicus, Mathesis VI, 25, 1

何况金星在天秤座，那是它的夜间本宫domicile；而日、金、水三星同在天秤座、又贴近中天，看上去正好能把新皇帝的命运与罗马城的宿命系在一处——按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罗马城正是在天秤座之下建立的。¹⁴就像奥古斯都从前所做的那样，不难想见帝国宣传能从这类巧合里捞到多少好处：一张「登基盘」，上升点在摩羯座——那是奥古斯都自称的本命星座——中天则在天秤座。还可以再添几个吉象：火星在天蝎座，那是它白天的本宫，且落在第十一宫（曼尼利乌斯称之为 Fortuna Felix，幸运宫）；水星落在第九宫（曼尼利乌斯称之为 Deus，神宫）。凡此种种，似乎都在预告一个新的黄金时代。

凶象：三组对分相与「凶日」

然而苏埃托尼乌斯明明白白写道，这一天是凶日，而且「由于一整天都是恶兆」，只能挑一个不那么凶的时辰：cum ob totius diei diritatem non aliud auspicandi tempus accommodatius videretur。这是不是一个已经知道结局的人事后追认的判词？其实，一位星占家可以轻易看出三组对分相opposition，足以让人对未来起疑：土星对分水星，木星对分日金合相，仿佛预告着尼禄的悲惨下场：

si Iuppiter et Sol diametra se radiatione respexerint, et in contrariis constituti locis longa se invicem radiorum suorum potestate pulsaverint, paternas facultates miseris faciunt lacerationibus dissipari; sed et omnem vitam et substantiam et praecedentis dignitatis gradus miseris honorum deiectionibus minuuntur.

「若木星与太阳以直径之光相望，各立于相对的宫位、以其光线的长程之力彼此冲击，则会使父辈的家业在凄惨的撕扯中散尽；连同一生、家产与先前的尊位品级，也都因荣衔被剥夺而一路削减。」

Firmicus, Mathesis VI, 16, 2

所以，尽管确实有许多吉象，10 月 13 日肯定算不上「登基」的理想时刻。当然，在克劳狄乌斯之死被仓促决定又仓促执行的慌乱里，星占家只能挑一个「麻烦较小」的时刻——可为什么偏偏是正午这一刻呢？

三、一张暧昧不明的本命盘3. An Ambiguous Nativity

原书 p.43星占家受人请托作「katarchai」（起始占）时是怎么干活的，我们大致有数：他们既要考虑将来的天象状态，也要考虑委托人出生时众星的位置，然后才作出建议。

尼禄的出生众所周知：「（他）生于安提乌姆，在提比略死后九个月，正月朔日前第十八日，恰值日出之时，以致阳光几乎在他被放到地上之前就已照到他身上」——也就是公元 37 年 12 月 15 日日出时分，地点在拉丁姆。¹⁵不出所料，一个恶名昭彰到这般地步的人，其出生自古至今一直牵动着星占家的注意。¹⁶其实古人感兴趣的与其说是此人之怪戾，不如说是他生平的文献价值：Vettius Valens 在《选集》（Anthologiae）第五卷 7, 20（Pingree 1986, 222）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已知某人确切的本命盘nativity，又已知哪颗行星是「命主星aphetēs」，我们如何推算他的死期？他举的例子正是尼禄的本命盘（但没有点名），并说明行星的周转如何推出公元 68 年 6 月 11 日——那被认为是尼禄的死期，因为土星此时恰好回到了本命盘上的同一度数。诺伊格鲍尔与范霍森对这张兼记生死的天宫图所作的分析，给出如下位置（见插图 2）：

来源：原书 p. 43–44 正文所列位置与插图 2 图注；据 Vettius Valens, Anthologiae V, 7, 20 及 Neugebauer and van Hoesen 1959, 78f.。校订：作者在论相位时给出的度数与本表清单略有出入（月亮狮子座 9° / 12°，土星处女座 26° / 27°，火星射手座 26° / 27°，上升点射手座 22° / 23°），系原文如此，此处并存不改；差额均在一两度之内，不影响相位的成立。

原书 p.44这张本命盘最触目的一点是：上升点落在射手座 23°，因为婴儿正是在太阳升起的那一刻降生的；因此它离公元 54 年 10 月 13 日那张盘的上升点（27°）非常近。虽然图上并无标示，但如果我们承认中天是按天文实况计算、而不是简单地摆在上升点前 90° 处，那么中天也必然在天秤座（16°）。尼禄出生之盘与他登基之盘之间的这种吻合，实在惊人到不可能出于偶然；它极可能是理解 10 月 13 日为什么要选正午的钥匙之一。

如果说后世星占家最关心的是这样一副格局所注定的寿数，那么当年在场接生的那些人，预言的却是一个极其不祥的未来：de genitura eius statim multa et formidulosa multis coniectantibus [...]，苏埃托尼乌斯如此写道。尼禄后来固然懂得拿这张「太阳的本命盘」做文章，行星的位置却预告着一个灾厄重重的未来。事实上，这张本命盘上有四组四分相quartile：土星（处女座 27°）以四分相照射太阳、上升点（射手座 23°）以及火星（射手座 27°）；月亮（狮子座 9°）与木星（天蝎座 14°）相距 95°，也构成四分相。所以这个本身就极凶的相位，一连出现了四次！月木四分相乍看似乎不那么凶，因为木星素有吉星之名，何况它还落在一个被判为吉的宫位（第十一宫）；但无论古代如何划定宫位，月亮显然落在第八宫（死亡）。那个「尼禄将称帝（木星在第十一宫）、并将弑母（月亮在第八宫）」的预言，是不是就由这个四分相而来？¹⁸所有这些凶相，原书 p.45再加上射手座本身就是一个缺乏「魅力」的星座，¹⁹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尼禄的本命盘从未公开发布，也从未被拿去做任何政治宣传。对阿格里皮娜母子而言，这张凶盘无疑始终是他们通往权力之路上的一重威胁。

四、结论4. Conclusion

从以上分析可以引出几点结论：为 10 月 13 日正午前后所排的天宫图呈现出许多吉象，其中最醒目的是紧贴中天的日金合相（若考虑到行星位置本以恒星黄道计、因而比现代的［回归］数值更高，那就是正压在中天上）；它看上去可能很像一张「登基盘」，而这大概也正是有人说给阿格里皮娜和尼禄听的话，为的是替他们壮胆。实际上，吉象虽有，却也看得见令人不安的凶兆，足以引发深重的忧惧。只有苏埃托尼乌斯记下了这一点，这或许正说明：在紧急状态下要找出那个「麻烦较小」的时刻有多么难。

阿格里皮娜的星占家手里能拨弄的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时间；他们据此选定了一副与尼禄本命盘极为接近的格局，四轴点几乎落在相同的度数上（上升点射手座 27° 对 23°，中天天秤座 21° 对 16°）。他们的主要用意，是不是要重造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框架，好让新的行星位置去缓和本命盘上的凶险相位，以吉象顶替凶象？这是不是一次尝试，想把从前写在星辰里的东西一笔抹去？对于尼禄的第二次诞生——他作为皇帝的诞生——我们不妨设想：阿格里皮娜的顾问们力图找到一个与前一个尽可能相似的新起点，以便把它彻底注销。

最后还有一个细节可能意味深长，或许能解释两张盘之间那一点微小的差别。不论十二宫位的确切界限有多不确定，尼禄本命盘上的月亮在狮子座 12°，也就是相当确定地落在第八宫（死亡），因此才有巴尔比路斯那个预言：「她问及尼禄的命运，星占家答道：他会称帝，并将弑母；她便说：『让他杀吧，只要他能称帝。』」（塔西佗《编年史》XIV, 9, 3）。而在 10 月 13 日那张盘上，月亮在巨蟹座最末几度，27°，原书 p.46这个位置按恒星黄道的定义，对古代星占家来说其实已是狮子座之初（1° 或 2°）。既然第八宫从狮子座 5°（恒星黄经约 10°）起算，那么看来月亮此时并不在死亡之宫，而仍在第七宫（婚姻）；而若在正午之前，它就会像公元 37 年那样，又一次落进第八宫。

如果我没有想错，那么等到正午再动手的决定，或许可以解读为一线凄凉的希望：想要避开命运，作最后一次挣扎，逃开那桩迫在眉睫的弑亲之罪。

参考文献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