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天宫图与历史

译者提要Editorial Summary

这是全卷的纲领性导论。三位编者先以一段简明的学术史说明：星占学之所以长期难登学术之堂，与其说是材料本身的问题，不如说是十八世纪以来“科学／伪科学”“理性／迷信”这套划界话语的产物。随后他们逐条拆解“隐秘科学”这个标签，主张把星占学重新安置到数学、自然哲学与医学的近旁。最后，他们提出本卷的方法论主张——把天宫图horoscope当作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s中的言说行为来读——并逐篇介绍随后的十四章。本节为译者所加，非原书内容。

一、“研究那些可鄙的题目”1. “The Study of Wretched Subjects”

原书 p. 1“A savoir, qu'on ne perd pas son temps en recherchant à quoi d'autres ont perdu le leur”——奥古斯特·布谢–勒克莱尔（Auguste Bouché-Leclercq，1842–1924）用这句话为自己那部开创性的希腊星占学史专著辩解（Bouché-Leclercq 1899, ix）。对他那一代的古典学者来说，星占学材料显然多少有些碍眼。整个十九世纪，呼吁不带成见地估量这批材料的人寥寥无几，数学家兼科学史家西格蒙德·京特（Siegmund Günther，1848–1923）是其中之一：早在 1876 年，他就主张应当把星占学史与天文学史一并纳入一般文化史，作彻底的研究（Günther 1876a, 124 and 128; 1876b, 306）。星占学既被近代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远远甩在身后，人们也就习惯于居高临下地看它，只当是人类心智的一段离奇歧路，不配认真对待。

但没过多久，进入二十世纪，情形便有了显著推进。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1866–1929）1912 年那场关于斯基法诺亚宫壁画组画及其星占母题图像传统的著名讲演，是一座里程碑（Warburg 1998ff.; see Bertozzi 1985）。瓦尔堡又以《路德时代文字与图像中的异教古代预言》（Heidnisch-antike Weissagung in Wort und Bild zu Luthers Zeiten, 1920, see Warburg 1999）一书，为认真估量星占图像志iconography在文艺复兴中的作用开出了新路；在他看来，那是一次对古代异教的自觉复兴。此后其他瓦尔堡学派学者——尤其是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与欧金尼奥·加林（Eugenio Garin）——又进一步铺平了道路，使人得以更完整地理解星占学在文艺复兴文化中的位置（Cassirer 1964 [1927]; Garin 1983 [1976]）。

古代星占学的研究也有类似进展。弗朗茨·库蒙（Franz Cumont，1868–1947）与弗朗茨·博尔（Franz Boll，1867–1923）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系统编定并刊布了希腊星占学文本总集（Catalogus codicum astrologorum Graecorum，Cumont et al. 1898–1953）。博尔身为古典语文学家，几乎把全部研究精力都投在星占学史上；威廉·贡德尔（Wilhelm Gundel）与其子汉斯·格奥尔格（Hans Georg）亦然（尤见 Gundel and Gundel 1966）。至于科学史一路，林恩·原书 p. 2桑代克（Lynn Thorndike，1882–1965）以其百科全书式的《巫术与实验科学史》（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 1923–1958）奠定了新的文本与书目基础，全书通贯十七个世纪。桑代克发掘出大量此前遭冷落或全然无人知晓的原始材料，多为写本。

尽管如此，科学史家（桑代克本人也在内）往往难以准确解读和衡量星占学证据。1951 年，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就一概斥之为“近东漂来的迷信残渣”。这句话激出了奥托·诺伊格鲍尔（Otto Neugebauer，1899–1990）那篇著名的回应《研究可鄙的题目》：他在文中强调星占学概念对希腊化时期与阿拉伯天文学何等要紧，并指出星占学史料为重建（诸如）古代天文学向印度的传播提供了关键证据（Neugebauer 1951）。

事到如今，我们不该再需要托辞或辩解。近几十年来，星占学史作为西方科学与文化的重要一环，已获得大量学术关注，其中不乏上乘之作。然而今天写星占学的学者仍会撞上种种难题与成见。原因不一而足，但从分析角度看有两点格外突出：本体论ontology的难题（涉及星占学的本体论地位ontological status），以及“他者化othering”的策略。就本体论问题而言，星占学史家一再被问到：“你信这些东西吗？”——炼金术史家、数学史家或基督教史家通常不会碰到这样的提问。星占学史家个人的看法并非无关紧要，它可能左右其历史解释；但行星的本体论地位、行星被假定具有的影响与意义，乃至星占学究竟“灵不灵”，都不是史学书写historiography研究直接处理的问题。¹历史上真正有意义、也真正有意思的问题是这样的：人们为什么、又如何运用星占学的方法与预设去解释过去、现在与未来？关于星占学的规范性看法为何会随时代改变，又是怎样改变的？

若再往深一层分析，星占学的本体论地位问题会暴露出一种“他者化”策略，以及一套纳入与排除的话语——它对星占学的学术研究影响深远。数百年间，天文学与星占学一直同属合法知识的经典范畴（自由七艺artes liberales）；而与十八、十九世纪启蒙运动相伴的认识论与学科建制转型（重组），却助长了一种轻蔑的姿态：它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区分合法知识与非法知识，并把争论强行框进（例如）原书 p. 3“科学”对“伪科学pseudo-science”、“理性”对“迷信superstition”这类论战性的对立里。这些词后来成了各门学科的分析工具，反映的却是“现代”人的社会—职业身份与概念视角——他们自视为进步的、理性的、开明的，而“他者”正是作为其必要的对照物被建构出来的。

不过，随着人文学科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学者已把批判的目光转向剖析并说明这些身份形成过程背后的疏离策略。譬如查尔斯·齐卡（Charles Zika）就指出，欧洲借助这类学术解释模式，把自家的群魔驱逐到了权力的边缘地带，随后又费力确保它们待在远处：“我们把它们〔群魔〕驱往地理的、文化的、时序的边缘——驱给不发达者、穷人、弱势者、被殖民者；驱给原始人、野蛮人、未开化者；驱给那个由巫术、神秘主义与黑暗时代野蛮所构成的中世纪想象。”（Zika 2003, 4）马丁·波特（Martin Pott）则从启蒙运动入手分析“迷信”的建构，指出这场运动同时也是一个“战斗共同体”（Kampfgemeinschaft）。²

换用当代的批判视角看，这些过程的效果就显形了：近两个世纪里孕育出“现代性”与“科学”身份的那套纳入—排除话语，扭曲了学界对星占学以及其他“可鄙题目”的理解（另见 von Stuckrad 2000, 55-68）。在一种权力话语中被边缘化、被“拉开距离”的不只是题目，还有钻研它们的学者——他们仿佛也沾上了自家题目的癫狂气。学术性历史知识的生产，绝不是一桩清白或中立的事业。³因此，任何严肃的星占学学术研究，都必须在历史分析中留一层自省：自觉到手里这些分析工具地位岌岌可危，往往还带着论战的火气。与其死盯着支持或反对星占学真理主张的那些本体论承诺不放，话语分析原书 p. 4处理的是这些彼此竞争的表述所折射出的身份协商。⁴

二、星占学在欧洲文化中的地位2. The Status of Astrology in European Culture

伴随现代身份形成过程的那套纳入与排除的话语，同样影响了学者描述星占学在西方文化史中之地位的方式。除“伪科学”“迷信”一类标签外，星占学还常被称作一门“隐秘科学occult science”。这个词似乎起于十六世纪（Secret 1988, 7），与occulta philosophia（隐秘哲学）的观念同时出现。此处的“隐秘”指的是隐藏的或秘密的力量；被归拢在“隐秘科学”这一名目下的那批学科——尤其是星占学、炼金术与（自然）法术——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正建立在这类力量之上。⁵二十世纪的学者把这个名目从主位的emic（“局内人的”）范畴转成了客位的etic（“局外人的”）范畴，用它来标示这些不同学科之间的某种“统一性”。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1971, 631f.）相信星占学构成了隐秘科学的地基——因而星占学的“衰落”必然带来法术与炼金术的衰落；布赖恩·维克斯（Brian Vickers，1988, 286）又推波助澜，主张一切“隐秘科学”共有一种“心态”，与理性的“科学”心态判然有别（另见 Vickers 1984）。

这样的区分有好几重问题。第一，这些学科固然以各式各样的复杂方式彼此重叠，但每一门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其轨迹各不相同、错综分叉，又交相影响。“即便在文艺复兴新柏拉图主义的全盛期，星占学与炼金术也各过各的日子——尽管有无数墨水耗在了隐秘哲学的修辞装点上。”（Newman and Grafton 2001, 26; 全段见 pp. 18-27）第二，另有一些学科与实践同星占学有着直接而长久的关联，尤其是数学、哲学（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医学、史学书写、神学与政治。若一上来就（无论自觉与否）把星占学与其他所谓“隐秘科学”编派在一处，就会严重扭曲我们对它同上述知识领域——在许多学者看来更为正当的领域——之关系的理解。第三，“隐藏的力量”这一分析性概念，自“科学革命”直到今天，在“正当科学”内部始终举足轻重。人们甚至可以说，当代科学从量子力学到原书 p. 5弦论，仍在设法理解那些难以乃至无法直接把握、直接验证的不可见力量。⁶

正如武特·J. 哈内赫拉夫（Wouter J. Hanegraaff）所指出的：

[I]n a context that insisted on science as a public and demonstrable rather than secret and mysterious knowledge, the very notion of “science” came to be seen as incompatible ex principio with anything called “occult”. As a result, any usage of the term “occult science(s)” henceforth implied a conscious and intentional polemic against mainstream or establishment science. Such polemics are typical of occultism in all its forms. 在一个坚持科学乃公开可验证之知识、而非秘密玄奥之知识的语境里，“科学”这一概念本身逐渐被看成在原则上（ex principio）与任何冠以“隐秘”之名的东西不相容。于是此后凡使用“隐秘科学”一词，都意味着对主流科学或建制科学的一种自觉而有意的论战。这类论战正是各种形态的隐秘主义的典型特征。 Hanegraaff 2005, 887

可见，把星占学与法术或其他“隐秘科学”紧紧捆在一起，其实是相当晚近的一种编排，再一次折射出借疏离策略来形成身份认同的话语。与之相对，近来已有学者指出：把星占学与数学、自然哲学、医学编在一处才更贴合实情（Rutkin 2002；另见本卷阿佐利尼一文），而“秘传话语esoteric discourse”则跨越了科学、神学与其他文化知识系统之间的界线（von Stuckrad 2004, 100-159）。

三、天宫图与公共领域3. Horoscopes and Public Spheres

尽管有上述种种困难，星占学史的学术研究在过去一个世纪里还是大步前行。学者日益意识到：“想不把星占学计算在内就理解近代早期欧洲的社会与文化，其可行程度恰如想不考察经济学与精神分析的影响就理解现代社会。”（Newman and Grafton 2001, 14）古代、中世纪与近现代的情形，也可以照此立论。然而或许出人意料的是，天宫图在公共话语与私人话语中的具体作用，历来极少被史家明确处理。⁷本卷正是要重新照亮这一问题，把历史个案研究与方法论反思结合起来。本卷各位作者虽都认同星占学是西方文化史的重要面向，十四篇文章却体现出多样的进路与视角，原书 p. 6从深入的语文学分析一直到文化批评。事实上，三位编者本身就代表了三种不同而互补的取径。不过我们相信，多学科的进路利大于弊：它恰恰能显出所论课题何等丰富，以及星占学在西方文化中扮演过多少种角色。有鉴于此，先作几点交代，或许有助于读者定位。

正如《天宫图与公共领域》这一书名所示，本卷把星占学当作公共话语的一个关键要素来处理。这样的进路并不像看上去那样不言自明。它呼应的是宗教学study of religion近来的进展：这些进展扬弃了把“宗教”理解为“信念”与“内心状态”的旧观念，转而把“宗教”看作一种交往性的、公共的、过程性的定位（参见 Kippenberg and von Stuckrad 2003）。就星占学整体、尤其是天宫图而言，这带出了新的问题：把具体的星占学材料放回精确的历史语境中去分析，固然仍是根本，但这类分析并不只是为分析本身而作，更是为了准确把握星占学在特定文化语境中承担的功能与角色。天宫图的交往面向、它们的公开呈现，以及依附其上的身份话语，因而得到了更多强调。

四个交叠的维度

在理论层面上，“天宫图与公共领域”这个总题至少有四个彼此交叠的维度。作为历史史料的天宫图，问的是本命盘研究能为历史研究添些什么。天宫图不妨看作一种高度专门化的历史叙事体裁，史家使用它的方式须有别于其他史料（参见 Oestmann 2004, 16-29）。要理解并重建历史事件，该怎样细察一张天宫图？此外，天宫图对数学史、医学史以及其他自然知识门类之历史的重要性，也在此列。其次，作为天文史料的天宫图，所指首先是本命盘背后的那些天文参数。任何星占解释都倚赖天文数据，并由此推导出若干技法，用以预测（例如）命主the native的际遇与未来之事。这些参数是怎样推算、怎样解读的？它们又如何被用于具体的星占技法与运算？作为修辞手段的天宫图着眼于天宫图在政治话语与公共话语中的作用。社会精英的代言人有两种做法：刊布帝王本命盘，以及公开辩论宗教领袖的天宫图——都是借天宫图宣示自己胜过政治与宗教上的对手。同样，历书almanac中逐年刊行的星占预言prognostication，也常被政治角力的双方各自拿来使用（参见 Curry 1989 等）。最后一个维度是天宫图与生平叙事，它与上述几种进路密切相关，但着重的是天宫图在建构融贯而有意味的个人生平时所起的作用。自十五世纪至二十世纪，本命盘一直原书 p. 7被当作生平（以及医学）“情节化emplotment”与身份形成的有力手段。

全卷各篇提要

本卷力图探讨天宫图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并把这些思考落实到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具体个案上。各篇所涉时段甚广——自古典古代直至十九世纪。第一部分处理星占学在罗马古代的显赫地位。高位人物——尤其是皇帝——的本命盘，在政治与宗教话语中举足轻重。许布纳（W. Hübner）、阿布里（J.-H. Abry）与海伦（St. Heilen）三位在各自的文章里，聚焦于解读帝王本命盘时所动用的修辞；同时也表明，星占学材料对于重新认识古代史上的重要片段能有多大帮助。坎皮恩（N. Campion）接着为巴比伦星占学对基督教与异教之争的影响投下一束颇有意思（或许也颇有争议）的光。他以叛乱的异教皇帝巴西利斯库斯（Basiliscus）与利昂提乌斯（Leontius）的登基天宫图为起点，论证巴比伦星占实践有一支传统存活了下来，与星辰宗教astral religion相连，并在公元五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环境中兴盛一时。

在第二部分，四章文字讨论星占解释技法在中世纪伊斯兰与犹太话语中的影响。平格里（D. Pingree）勾勒了马沙阿拉（Māshāʾallāh）作为连接东西方星占传统之纽带的重要性；奥特曼（E. Orthmann）与卡约佐（A. Caiozzo）则为理解中世纪穆斯林公共领域中星占论证如何运作、以及星占学激发并强化了怎样的宇宙图景，开出了新路。罗德里格斯–阿里巴斯（J. Rodríguez-Arribas）继而表明，中世纪重要的犹太作者以世运星占学mundane astrology来解释《圣经》纪年；由此可见，圣经叙事与科学探究被视为彼此启发、相互补足的两种手段，共同用以建构一种融贯的犹太身份。

第三部分考察近代早期欧洲天宫图星占学的种种面向。拉特金（H. D. Rutkin）以开普勒、伽利略与培根为焦点，整体勾画天宫图在文艺复兴文化中的各种用途，技术层面与社会政治语境并顾。阿佐利尼（M. Azzolini）探讨文艺复兴时期星占学与医学的紧密联系，尤其是宫廷医疗实践的政治维度。范登布鲁克（St. vanden Broecke）分析卡尔达诺天宫图集中证据与猜测各自的位置，从而为近代早期星占解释的实践面与社会面提供了新的切入点。他与阿佐利尼都对危象日critical days的医学理论作了富有洞见的讨论。冯·施图克拉德（K. von Stuckrad）同样以卡尔达诺为起点，但转而考察十六至十九世纪自传叙事中天宫图解释的文学功能与修辞功能。最后，厄斯特曼（G. Oestmann）描述普法夫原书 p. 8（J. W. A. Pfaff）在德国浪漫派中的非凡生涯，以及十九世纪学术论争中对星占学态度的转变。

全卷以柯里（P. Curry）对星占学史学书写的理论反思作结。他的某些立场——尤其是那个主张：亲身体验“运作中的星占学之真”乃是好的史学书写的前提——恐怕会引起争议；但柯里的思考再一次提醒我们，星占学的学术研究面对着何等纷繁的话语难题，它们既在挑战这门研究，也在激发它。

本卷篇目一览（译者补表）

说明：本表为译者补制，原书导论内并无此表；数据取自原书目录页（pp. vii–viii，PDF 页 7–8）。中译篇名依全书术语表的体例拟定，供各分册译文统一取用。原书正文以缩写称各篇作者，本表补全其名。注意坎皮恩一文的完整标题带有副标题“史料之商讨”，导论正文中未及。

参考文献References

按学术惯例，原书卷末的西文文献表保留原貌，不作翻译；其中若干在正文与校注中已给出中译书名。原书 p. 8

第一部分扉页Part I

原书 p. 10（原书此页空白。）原书 p. 11

第一部分

古代的天宫图与公共领域
Part I — Horoscopes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Antiquity